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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文学对“古典”
的崇尚，倾向于古罗马的政治、国家、集权理念，并且热衷于表现政治意识。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古罗马在政治、国家、集权政府的创建方面的辉煌业绩，古罗马文化与文学中的那种强烈的王权意识、国家观念和政治热情，正好契合17世纪西欧专制君主强化专制政府的需要，也投合了“王权崇拜”
时期广大民众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的心理期待。
因此，作为专制主义产物的古典主义文学，以及那些能够为英明的国王和伟大的国家而献才献艺的文学艺术家，很自然地就把眼光投向了古罗马。
即使他们描写的题材来自古希腊，也以古罗马式的眼光，或者说以能表现强烈的王权意识、国家观念和政治热情为目的，选取那些崇高而富有理性品格的英雄人物，并且把他们一个个都写成伟大得像恺撒、亚历山大一样的人物。
总之，即使来自古希腊的人物，也是具有罗马式性格的人。
古典主义文学就是通过对古罗马或古罗马式风格与秉性的人物与题材的描写，通过对勇武、英明的王公贵族的歌颂，表达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的政治热情与政治理性——而非宗教热情与宗教理性；这在更深层次上是表达了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而非对神的颂扬。
因此，古典主义文学所肯定与颂扬的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
。
这里，“理性”
无疑是“政治”
的代名词，因而这个“理性”
也就是政治理性，它也是作为“理性的动物”
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本性。
古典主义文学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这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
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然而，古典主义文学对“人间上帝”
的肯定和歌颂虽然表现了人的地位的提升与文学中“人”
的观念的世俗化，因而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当人们主动地把自己的自然权利交给国王与专制制度时，绝大多数人的主体能动性与个性自由就随之消隐了，作为个体的人依然处于个性缺失、自我缺失的状态。
不过，正是这种“缺失”
，为启蒙运动留下了“解放”
的空间。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
，启蒙的总体精神是理性主义，因此，作为启蒙运动之产物的启蒙主义文学也和古典主义文学一样强调理性。
但是，启蒙文学的“理性”
是从“自然法则”
角度提出的人所天然拥有的全部知性能力，它可以帮助人不凭借任何外在的权威与力量（包括神与“人间上帝”
的力量）去认识真理；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
所以，启蒙文学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这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卢梭是启蒙文学中既肯定理性又崇尚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作家。
他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的天然本性是善的和美的，因而一切发自自然人性（包括理智与情感）的要求与欲望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现实存在）都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滋生地。
他笔下的“新人”
形象，既有天赋的良知——理性，又有天然的欲望——情感，因此，这些人物既能接受“美德”
的制约，又不乏情感冲动所迸发出的自由愿望与生命意识，他们是富有主体精神的世俗化的“人”
。
歌德沿着卢梭的人文路线，丰富并拓展着“人”
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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