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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智慧的最后结论”
是：
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者，
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
[9]
这里的“自由”
不是人在世俗权威面前的人身自由，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意志的自由，个体的人的精神独立与自主。
拥有这种“自由”
的人，能每天不满足地去体验，同时也是永不满足地去开拓。
显然，这“智慧的结论”
展现的是浮士德那无限扩张着的自我意识。
“自我”
的扩张导致了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而这正体现了从传统文明中觉醒过来的欧洲近代人的一个人格侧面。
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与强调个人利益至上、自私自利，不是同一回事。
浮士德的“自我”
扩张，是典型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
而作为文学形象，如此狂放地张扬个体本位、放纵自我，在近代西方文学史上还是第一个。
可以说，歌德通过永不满足的浮士德倾吐了欧洲近代人个性解放的心声，传达了初露端倪的19世纪欧洲社会的时代精神。
歌德用毕生的精力探索并塑造了浮士德形象，浮士德身上也寄寓了歌德一生的世俗体验，表征了欧洲“近代人”
之文化性格与价值核心的基本构架。
浮士德是一个在自然欲望推动下不断追寻新的生活体验、不断追求自我生命价值、个体本位和原欲型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复活着古希腊、文艺复兴前期的世俗人本意识。
他那永无止境的世俗化追求精神，体现了从信仰时代的宗教阴影中走出来的近代欧洲人的精神特质；他那扩张的自我和强烈的自由意志，预示了个体本位、个人主义的近代欧洲新价值观念的形成，预示了一个充满探索与创造欲、充满自由精神与个体意识的时代的来临。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浮士德》既表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人文观，又预告了一种更为张扬个性、放纵自我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即将来临。
不过，浮士德身上虽然涌动着古希腊—罗马式的原欲型世俗人本意识，但他毕竟无法完全涤净其精神血液中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基因。
因之，浮士德对世俗生活的追求，并不一味地在自然原欲的驱动下走向原欲放纵式的绝对“自由”
，而是在理性意识的牵引与制约下不断地向“善”
的境界提升。
正如歌德自己所说：“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
[10]这种“活力”
乃浮士德自己所说的“神性”
。
代表自然原欲的“魔性”
在“神性”
的牵引下，使浮士德的行动在可能造恶的同时，更趋向于制善，而在这个过程中，浮士德的内心深处也就始终存在着原欲与理性、善与恶、灵与肉、社会道德律令与自然欲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存在着“两个灵魂”
的反向运动。
他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自由的境界。
因此，浮士德的个人追求始终散发着浓厚的道德意识和理性精神，这种道德意识与理性精神的文化血脉是与希伯来—基督教人本传统相联结的。
可见，到了歌德的时代，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已逐步从人们的心目中隐去，这是启蒙运动带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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