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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里厕所堵塞了，污水溢了出来，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浑身已经湿渡渡臭哄哄的了。
1967年秋天的北京，已经没有一年前那么热闹了，国务院的红卫兵接待站己经撤销，我们首先得解决住宿问题。
当时一起去北京的是5个人：我和张露著、吕绳云、应小球4个女生，外加沈海明1个男生。
吕绳云有个姐姐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工作，她领着应小球到姐姐家去投宿了。
我和张露著在北京没有亲戚，我父母亲的许多老战友，现在都成了“走资派”
，怎么敢再去求助于他们，我们俩正面面相觑，沈海明说了：“我有个远房亲戚在北京，他们家是工人，一定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若不嫌弃，跟我走吧！”
当时，我们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什么也没考虑就跟着沈海明去了。
当晚，我们就借宿在沈海明的远房亲戚家。
他们住着一个四合院中的两间北屋，本来就很拥挤。
但他们非常热情，腾出一间屋来让我们住。
我们也顾不上男生女生的界限了，就跟沈海明住在一间屋里。
我和张露著睡一个大床，沈海明睡一张小床。
我们累极了，头挨着枕头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们开始尽情地游览北京。
我们走到大街上才发现我们口袋里已经没有多少钞票了，我们从家里带出来的二三十元钱在河南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我们3个人凑了凑，一共还有1.93元钱，我们不好意思去向沈海明的远房亲戚张口借钱。
怎么办？幸亏那时候革命小将参观访问什么地方都不用买门票，我们又不怕走路，惟一要花钱的地方就是必须在天安门广场上留个影（那时候我们3个人都没有照相机）。
我们掐指算了算，拍一张像五角几分钱．3个人共需一块六角多，这样我们还剩下二角几分钱，正可以买一个长方形的枕头面包，那就是我们一天的伙食了。
以后的日子怎么挨，我们当时根本不去想它，我们只是贪婪地游玩儿。
我们每个人吃了三分之一的面包当午饭，下午，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将仅有的一块六角多钱付了摄影费，终于在天安门前留了影，了却了一桩心愿。
后来，我们在香山公园巧遇吕绳云和应小球，经济危机便迎刃而解。
吕绳云的姐姐给了她们几十元钱，她们均了一半给我们。
那时有一二十元钱在口袋里已经是“大富翁”
了。
这就是天安门前留影的前后经过。
还有几句题外话。
那年秋天我们从北京回到上海，竟成了“千古罪人”
。
学校已几次三番地派人到家里催促我们返校“复课闹革命”
，我和张露葺的父母虽然都是“走资派”
，但组织观念仍然非常强，他们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并逼着我们给学校写检讨书；应小球的母亲原本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自然也主张我们写检讨书；吕绳云的父亲是资方代理人，她母亲胆子特别小，总是喜欢随大流。
于是，我们4个人一起写了检讨书。
只有沈海明家中无风无浪，他拒绝写检讨书，他是响当当的工人子弟，谁也奈何他不得。
日后，我们每每看着这张天安门前的留影，回忆着那次北京之行的种种欢乐，写检讨书的阴影也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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