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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点，张居正得罪清流的问题，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是张居正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中国的读书人，若想光宗耀祖，只有一条出路，即博取功名，金榜题名后做官。
张居正也是凭着这条途径而逐步攀上权力巅峰的。
但他一直对官场上的人浮于事、政令不行而以玄谈相尚的陋习深恶痛绝。
他上任之初，一些同学同乡莫不欢欣鼓舞，认为升官的机会到了。
可是半年时间之后，他们便深感失望。
张居正并不任人唯亲，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
一个是他的同科进士，时任湖北巡抚的汪道昆。
他的确凭着张居正的关系，从地方的抚台升任为兵部左侍郎。
张居正让他去蓟镇巡视边防。
每到一处，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的文人，吟诗作赋，极尽风雅之能事。
回到京城后，他呈给皇上的巡边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
美则美矣，却对蓟镇边防的情况语焉不详。
张居正看了很生气，在奏疏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锄！”
意思很明显，你即便是一株美丽的芝草兰花，却因为长错了地方而不得不锄——路是用来行走车马的，而非园圃。
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县老家，当了一名真正的吟风弄月的诗人。
另一个例子是，仍为张居正同科进士的王世贞，他本想依靠张居正的关系谋求升官，但张居正觉得这位同年虽是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但并不具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的才干，所以拒绝让他担任要职。
王世贞因此记恨在心，他在晚年写了一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褒少贬多。
他说“居正天资刻薄。
好申韩法，以智术取下”
。
在张居正同时代中，除了这部书，另有他的前任高拱写的《病榻遗言》，也是对他多有中伤。
重用循吏而疏远清流，这是张居正的一贯主张，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
但恰恰这一点，他得罪了读书人。
乃至在他死后，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强集团，对张居正横加指斥，大肆挞伐。
这不是张居正的悲哀，而是民族的悲哀。
黎东方先生的一段话，道出了个中奥妙：“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
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
官位越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
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太多了。”
五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岁。
在他之前的一连五位首辅，没有一位死在任上。
张居正真正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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