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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写下了他单人驾船经过中国广州时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这是任何一个步安森后尘的精明观察者都会获得的感受：
他们的港口只有一些舢板和树皮，和我们的航行，商船队和强大的海军相比，算得了什么。
……只要一艘装备着八十支枪的英国、荷兰或法国军舰，就可以打败和摧毁中国所有的舰船。
有人认为，在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之前，欧洲人一直对中国充满好感，是马嘎尔尼（GeeMaey）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无情地打破了欧洲人的幻想。
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些人早就理解了中国。
和清政府要求他们下跪相比，这些英国人想起了故去的伊丽莎白一世。
对出入伊丽莎白一世宫廷的外国使节来说，女王的一项特别爱好太可怕了：站着讲话。
伊丽莎白一世虽然长期患病，但特别喜欢站立着参加国事。
不止一个倒霉的外国使节在她面前站了几个小时后踉跄离去，而女王依然从容地站立着，司仪官员则继续传诏：“下一位！”
作为使团成员的约翰·巴罗在多次目睹中国官员随意鞭打民众和下级之后，在《我看乾隆盛世》中写道：“中国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规矩的影响下所受的扭曲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虽然他们生性和平、顺从和胆小，但社会状况以及法律的滥用让他们变得冷漠、麻木甚至残酷。”
五十年后的1793年，巴罗回忆当时打开送给乾隆皇帝礼物时的情景：“有件怪事，发生在打开一桶伯明翰制作的金属物品时。
当时，要把这些抛光良好的金属物品完美保存，就应该放在桶中隔绝空气。
我们竭尽所能包装得密不透气，还要用粗帆布盖好。
但是，当我们揭开桶盖拿出东西时，桶里有一只处于蛰伏状态的大蝎子，一接触到温暖的空气，这家伙立刻就醒了过来。”
这也成了一个出色的隐喻。
马嘎尔尼不但和巴罗一样，对外部世界之于中国的优势心知肚明，而且他还预计了清朝内部的忧患。
目睹了紧张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对立，英国使者们敏锐地察觉出中国正处于发生剧烈政治动乱的前夜。
马嘎尔尼预言：“这种叛乱或瓦解，即使于我死前出现，亦不足为奇。”
但马嘎尔尼忧虑发动暴乱的人们将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从而使下层人民的处境更恶劣。
这位英国勋爵断言：“如不引导中国民众以渐进方式，而是使之狂热地追求解放，则是愚蠢的。
这只能使他们陷于周期性的发作，从而与法国人、黑人一样都不能享有自由。”
奉旨海盗
海盗的名声，因为《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上映，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拯救。
当索马里作为一个国家为海盗提供“大后方”
的国际报道为世人所知后，整个世界的好奇心再度被激起。
甲午战争后，沈葆桢之孙沈翊清赴日阅兵，西乡从道（注：日本明治时期的陆海军大将、元帅）告诉沈翊清：“日本海军能有今天，实在不敢忘记令祖的赠言，惜其人已不在。
且贵国任事者不能竟其遗志，实在可惜。”
海军还是海盗，从乔治·安森开始，界限并不是很清楚。
1856年《巴黎宣言》之前，西方国家雇用海盗或纵容海盗行为已呈常态。
当时提到打击海盗，恐怕说的只是打击那些“个体户”
。
1667年，亨利·摩根（HenryMan）受英国驻牙买加总督委托去“抗击西班牙人”
。
这位威尔士浪**子把海洋当成了渔场，他“自由”
地攻击多国船只，洗劫沿岸村镇，其中包括巴拿马城。
所到之处，他指使手下把无辜市民吊起来拷打，直到他们供出藏匿财宝之所。
西班牙人曾要求在北美和加勒比水域出现的船只，必须事先征得他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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