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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伊藤博文卸去日本首相职位，以私人身份游历中国。
9月14日这一天，伊藤到达北京，他的到来使心存幻想的维新派兴高采烈，于是奏请光绪把伊藤博文留在北京，作为顾问，“立予清职，使有议事之权”
，“留之京师，著其参与新政”
。
9月16日，康有为到日本公使馆拜访伊藤，提出请他劝说慈禧“回心转意”
。
第二天晚上，维新派官员张荫桓又夜宴伊藤。
在维新派的安排与策划下，光绪在9月20日接见了伊藤。
维新派将伊藤博文视为可以利用的外部资源，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
试想，以当时日本脱亚入欧的立国梦想，急于扩大生存空间的逐步谋略，伊藤又怎么会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清朝而献计献策？这一点，此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已验证。
甲午战争输给日本后，中国派出无数留学生到日本学习。
但作为帝王和维新的主要力量，将国家的成败看得像一场普通的体育比赛，将敌人视为赛后可以倾心交谈的对手，未免太过于轻率了。
同样的肤浅还表现在维新派和袁世凯的交往上。
光绪接见伊藤博文时，他的“皇权”
实际上已经丧失两天了。
自1898年9月18日起，光绪在处理政务时，必须遵循原先“垂帘听政”
的程序：每日各件折奏呈上来，光绪首先签拟一个处理意见，必须立即“恭呈慈览”
，等慈禧认可发下来，“再行办理”
。
这说明，光绪再一次丧失了处理政务的权力。
这天早朝时，光绪心情无比沉重，垂头丧气地对大臣们说：“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
皇帝的消极态度对属下是最严重的打击。
光绪言辞模糊，动辄心慌意乱，让维新派感到更加无助。
后党集团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之时，维新派的集体反应只有战栗和哭泣。
光绪让杨锐带出的第一道密折，杨锐“震恐，不知所为”
，没有及时转交给康有为。
其实，这个密折也没有什么内容。
皇帝毫无主见，只是告以危局，命康有为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速议对策。
9月18日，康有为看到光绪先后两道密折，捧折痛哭，除拟折表示“誓死救皇上”
、自己将于近日“起程出京”
外，又召集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商议救光绪之策。
这时，维新派决定由谭嗣同去“说袁勤王”
。
谭嗣同夜访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要求他带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光绪帝。
袁世凯慨然应允，只是声明“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他当晚就密报荣禄。
不知情的光绪帝于此后还召见袁世凯，袁世凯表现得唯唯诺诺，建议召张之洞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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