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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和荣禄是拜把兄弟。
翁同龢的另一名世交潘祖荫，对他的评价同样不高。
他说：“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
潘是能够影响翁同龢的人物，但他死后则无人能对翁同龢有所劝诫。
张之洞与翁同龢源自同科，曾结为金兰之好，但两人关系一直欠佳；徐桐本与翁同龢在弘德殿共事多年，但晚年两人形同陌路，不相往来；刚毅是翁之门人，后来两人几成宿敌。
一句话，翁和他的朋友们，最终都走向了对立面。
此等情商，在政治家里可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就来看看翁同龢都做了什么，让时人如此不齿这位帝师。
1894年夏天，日本大规模出兵朝鲜，和清朝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针对如何对待日本的扩张，清朝有两派势力，其中民间舆论和大批将领都赞同立即和日本开战，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等人都是主战派，这些人都得到了光绪的肯定。
五个月之后，慈禧即将迎来自己的六十大寿。
因此，“后党”
们的主要意见是不打，靠外交手段将战争扼杀在摇篮中。
众多历史学者认为，李鸿章一味迁就慈禧，所以在甲午战争中屡失良机。
因为对颐和园修缮工程有重大贡献，慈禧还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赏戴了三眼花翎。
如果认为李鸿章处处以慈禧之意为外交圭臬，那就错了。
客观情况是，李鸿章对这位“中国第一女人”
太过了解，他只能一边维持好与慈禧的个人关系，一边见缝插针做好备战工作。
此时，他早已不是那个三十年前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以为外交可以用“痞子”
招数全部搪塞过去的李鸿章了。
最了解北洋海军和清陆军实力的莫过于李鸿章，而以他对日本的了解，他对这场战争持有不乐观的心态。
其次，此时俄国、英国等多个殖民大国都对中国心存觊觎，和日本开战，势必顾此失彼，形势更加恶化。
因此，李鸿章首先是想通过外交，给清朝争取到战争准备期。
1894年6月20日，俄国公使卡西尼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
两天之后，卡西尼致电俄国外交部：“我认为，我国绝不应该放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计划，此事对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们在朝鲜及整个远东的势力。”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比李鸿章更为精确地预计了此后的发展。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始终包藏祸心不让外人窥其底细。
其真正的目的是，如果不能兼获鹬蚌之利，也必须尝到熊掌和鱼之一，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894年6月至7月底，中国又在英国、德国、法国之间多次斡旋，请求协调和日本的关系，最终均告失败。
本书在后文关于程璧光的章节中将提到中日海军之间的差别，以具体数据为考量，李鸿章的“消极怠战”
是有理由的。
当时日本之所以不计一切地发动战争，和在此之前三百年的隐忍形成鲜明对比。
原因很简单：日方实力已明显强于中方。
1883年到1895年十多年的时间里，清朝没有增加一艘舰艇，军械奇缺。
据说，定远舰上的巨炮（主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
如果日军知道他们畏惧的定远舰和镇远舰不过是银样镴枪头，估计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期还将提前。
日本战舰“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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