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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吃排家饭”
的饥民，“格杀勿论”
，“就地正法”
。
在这次长沙事变中，英国派出兵舰两艘、美国派出一艘、日本派出四艘行至湘江，配合清政府。
当时，湖南同盟会成员并没有参与这次群众性的自发斗争。
新军四十九标管带陈强和排长陈作新都是同盟会会员，在巡抚衙门被群众围攻时，他们的部队刚好奉命开到长沙警戒。
陈作新一度主张趁机起义，陈强非但没敢响应，反而借故把陈作新撤职，以保证自己手下不出问题。
从辛亥首义核心成员刘公的经历来看，他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没有什么联系。
刘公（1881—1920）原名湘，字耀宗、仲文，又名柄标，后改名公，是湖北襄阳人。
1902年，刘公东渡日本求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
在留日期间，刘公积极联络同志，宣传民族革命，极力资助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刊物翻印，使数万册此类书籍流回国内。
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留着帅气小胡子的志士，出身于襄阳的一个世家。
1910年秋，刘公携带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书籍回国，与杨玉如等人在武汉创办《雄风报》。
后来由于为革命奔走积劳成疾，不得不返回故里疗养。
养病期间，刘公在鄂北、豫南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吸收同志入会，鼓励青年从军。
其实，他当时离开武昌，生病不是主要原因，而是1910年7月湖广总督瑞澂大力搜捕共进会成员，使得他不得不离开省城。
第二年5月风声稍息，刘公带了一万两银子，再度潜回武昌。
这一万两银子是刘公从家中“骗”
来的。
1911年3月，武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进会同人期待刘公来武汉主持会务，尤需在经济上予以支持。
刘公对家中说：“顷蒙驻日武官说项，捐得一实缺道台，分发河南，可以走马上任，急需白银八千两。”
他的叔叔刘子麟非常支持侄子去河南当道台，倡议款项由族下各房分摊。
有一说是，他在家中只弄到了五千两银票。
至于一万的数目，是武昌首义成功之后，他对采访自己的外国记者透露的。
在武汉三镇活动的主要是共进会和文学社。
共进会算是同盟会的外围团体，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其宗旨和同盟会差不多，只是把“平均地权”
改为“平均人权”
，表现对人的更多关注。
孙武、居正是湖北的主要负责人。
文学社这名字听起来颇为风花雪月，但却是由青年军人组成的，本名“振武学社”
，但怕名字过于招摇，改成了“文学社”
。
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召开大会，制定起义方案，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重大事务由三人商议裁定。
按照共进会的想法，总理即起义的大都督，后因起事形势变化，无法按预定计划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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