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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印这本《征信录》的目的，是为了使筹款活动留下明白账，“以供众览”
，“以招信实”
。
当年，筹饷局人员将手执的和发往各地的捐款登记册进行全面汇总，专门印制了这本捐款总账。
《征信录》将每日、每地、每人的捐款数字详细开列，并将各月筹款总数、支款细目及支款总数分别注明。
四百三十个地区（埠）的华侨积极响应了这次筹款，捐款华侨姓氏多达一百四十个，一些捐款人或捐款商号名一看就不是真名，但耐人寻味。
如思汉赵、专一郎、汉中一、逐满、生长异邦心思汉赵、胡还汉、刘逐满、赵思汉、朱思汉、刘恢汉、刘念汉、严思汉、兴汉灭满、刘复汉、黄攻清、反清氏、民族一分子、杨仇满、陈仇满、冯排满、“杀满记”
（商号名）等，体现了社会“驱除鞑虏”
之心。
六十二个致公（总）堂机构以及一百四十五个商号慷慨解囊，捐款最多的为两千五百美元，最少的为一点五美元，合计捐款一万四千余美元。
一万四千余人次（因有些华侨捐款不止一次，故计为人次）捐款，捐款最多的为一千美元，最少的不到一美元，总计捐款十一万五千余美元，人均捐款接近八美元。
经中间人转交的款项共十七笔，合计三千六百二十九美元。
除广大华侨响应革命号召进行捐款外，一些外国人也受到影响而纷纷解囊。
据统计，这些资助中国革命的西方人士共有六十人，总共捐款近四百美元，其中捐款最多的为二十五美元，最少的为二十五美分。
据笔者统计，筹饷局此次筹款活动总共募捐十三万六千余美元（含银行利息一千余美元）。
资金大部分最终用于资助广东地区的革命。
据统计，筹饷局电汇给香港《中国日报》和金利源商号，由黄兴收取直接用于革命的款项有十万余美元；用于为革命军购买飞机及相关的费用各有一万多美元，两项合计约两万美元；用于筹饷局局务及其他开支的共计一万三千多美元。
有资料显示，孙中山发动的此次筹款活动是参考“革命股票”
，以发行债券（中华民国金币券）的形式进行的，但从《征信录》来看，绝大部分华侨的捐款都低于五元。
当时捐款五元以上方可获得金币券凭证，可见，大部分华侨的捐款都是无偿的。
即使是捐款较多的商业机构或富商，也常有“不取债票”
的慷慨之举，足见其对革命事业的热忱。
孙中山曾感叹，“华侨是革命之母”
。
此中深意，读者可细心揣摩。
在华侨聚集区举行演讲是筹款的重要方式。
演讲过后，听众受爱国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铜元、洋元、毫洋和钞票掏出来捐献。
孙中山动员其他会员给海外华侨写信，宣传建立民国的思想，争取他们入会，捐款支持革命。
他常在信中说：“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
又说，“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
。
这无一不体现出华侨在支援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出钱，国内出人。
1907至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
每次起义，孙中山均要求陈楚楠等富商接济。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爆发，仰光闽籍侨领庄银安、黄德源等人不但热情捐献军饷，还购买了一批军火运进云南。
起义失败后，大部分人经越南辗转流亡到新加坡，陈楚楠在新加坡蔡厝港开办中兴石山公司，作为接待这些人员的地点。
此外，他还介绍一些人到槟榔屿、吉隆坡、文莱等地的工厂、矿场和农场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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