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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充满母爱的恩德。
“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
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
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
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
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
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
这些并非假话。
作为大清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即便从培植一个良好傀儡的角度，慈禧也愿意如此投入。
可以肯定的是，慈禧的这些行为，使深宫中孤苦无依的载湉获得了些许母爱。
但慈禧性格中骨子里的阴冷和严厉，又使载湉对这个他称为“皇阿玛”
的人畏惧如虎。
慈禧为载湉订立了各种规矩，如“每日每致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立长跪”
。
慈禧乘舆出行时，载湉必须随行，“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
。
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对慈禧、光绪母子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西后待皇上无不疾言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立长跪。
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
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这种在特殊的环境中，慈禧怀有的特殊动机和交往方式，形成了她和光绪的畸形关系。
这决定了光绪性格的养成，对光绪一朝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文曾带着赞赏的口吻，说，“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道，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全”
。
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对“母亲”
这一角色，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反思。
西方文化价值之一，是把“分离—个体化”
（separation-individuation）放在第一位，思想感情的基调是“反思乡、反怀旧”
。
这种哲学将母亲视为人生早期的化身，拖累独立人格的成长。
1958年的电影《热昏》（HotSpell）从一个家庭故事入手展开情节，表面上看起来，母亲是家庭团结的维系者，爸爸对她漠不关心，在外面另有年轻情妇，子女各管各，但故事愈开展，愈暴露出母亲的愚昧。
光绪可能从来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在王位继承过程中，母以子贵固然多有，立子杀母的现象也曾大行其道。
主要目的，即消除女主对朝纲的垄断。
汉武帝刘彻年老之后，下令立太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对于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则下令处死。
当时有人提出疑问，汉武帝回答说，国家之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
女主独居骄蹇，**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孝义的折磨，往往使帝王投鼠忌器）。
吕后当权，让汉帝国后来的统治者吸取了教训。
对此，早有学者指出：“自古帝王遗命多矣，要未有如汉武之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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