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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因此而显得比“爱人”
高明，因为“憎人”
只是“爱人者”
被大苦恼、大痛苦压垮、击败后不得已而选择的“逃路”
。
但无论是以恨心待人，还是“终于出家”
以冷漠之心待人，这条“逃路”
都不是“大器”
之路而是“小器”
之路，不是健康壮伟之路而是病态、卑狭之路。
《红楼梦》作者让宝玉“出家”
，反映的不过是时代与作者本人思想上的局限，在那时，“大约也只能如此”
。
这意味着，鲁迅已不看重《红楼梦》提出的问题能否解决，而是强调了《红楼梦》对世道人心的揭发以及它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他认为，《红楼梦》通过对贾宝玉的遭遇和人生道路的叙述，说明了“爱人”
和“憎人”
两种人生态度的必然命运及其关系，而他赞成的是承担痛苦而永远以爱心关怀人类的人生态度，认为只有这种人生态度才能使人迈上“大器之路”
。
这样，他就在肯定“多所爱者”
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大苦恼”
的前提下，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道路。
这个前提，是悲剧性的；这种选择，则体现了鲁迅坚韧的意志和坚毅弘忍的襟怀。
这与王国维所谓“以出世襟怀做入世事业”
有相通之处。
可见，鲁迅赞同社会正义论悲剧观，但更强调生命论人格论悲剧观，尽管以创造生命为核心的独立人格与以承担痛苦为自觉义务的仁爱人格如何在理论上、逻辑上统一起来，他并没有深论。
但是，他在《一件小事》里表达的对充满同情心的人力车夫的崇敬，在《故乡》《祝福》里对闰土、祥林嫂的同情，在许多杂文里表达的对弱小者的关怀，却使我们体会到，他所谓“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
这种以“杀”
“憎”
为主导的人生态度只适合于“现在这‘可怜’的时代”
[67]，而其根基依然是对人类的爱。
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
，倒见出了鲁迅的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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