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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一些作品中，这个故事被添加了更多的元素。
《国语》中增加了伍子胥临死时的誓愿：他要求将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挂在都城的东门上，好让他看着攻打过来的越国军队，看着自己的预言如何成为现实。
吴王夫差因而大怒，命人将他的尸体装进革囊，沉入江中。
《国语》中共收录了8个国家的243条传闻逸事或历史记载，时间跨度从公元前976年到公元前453年，成书时间应该与《左传》相同，或是稍晚。
[75]作为史料，这部作品常常是有争议的，因为它的描述总是非常详细，就像伍子胥的这个例子；但另一方面，简洁也并不总是年代久远的证明。
伍子胥故事中添加的剜目、装尸于革囊并沉江等情节，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某个地区性的题材，然后被纳入了这个故事。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找到个别例证[76]，但是这种使用地区性故事题材的做法应该并不少见。
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吕氏春秋》特别强调了伍子胥传说里的某些元素，而淡化了另一些元素，同时还添加了部分细节。
例如，书中讲到伍子胥逃亡时，给了渡他过江的老渔翁一柄宝剑作为酬谢；伍子胥在吴国引入了一系列治国原则；在进攻楚国时，他鞭挞了杀死父兄的仇人楚平王的尸体。
奠定了后来断代史标准的《史记》中已经有关于伍子胥的记载，这段记载内容更丰富，很多地方都比前代的叙述更为详细。
例如，《史记》记载伍子胥将楚平王的尸体挖出并鞭打。
从某种意义上讲，《史记》在一系列收集历史小说及历史故事的作品中堪称翘楚，书中包含了大量以历史小说为基础的记载，卷八十六中关于燕国太子丹的记载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77]
《吴越春秋》中也有一个关于伍子胥的精彩故事，这个故事的篇幅是其在《史记》中的三倍。
[78]《吴越春秋》的作者是会稽郡山阴县人赵晔（大约生活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这部书的流传过程与其他许多著作类似。
通过早期类书中的一些引文，我们可以认定今传《吴越春秋》应该源自某个名叫皇甫遵的人所编订的十卷本著作，该书至少有部分是不同于赵晔本的。
但皇甫本传到编订者徐天祜手中时，已经是残破不堪了。
1306年，徐天祜在校订不同版本的基础上做出了他自己的修订。
[79]绝大多数中国的古籍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这种流传过程中的失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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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些后来增加的内容仅是添油加醋，还是对某些已存在元素的接受，这个问题并无定论，即使有很多迹象表明后一种可能性的存在。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扩充。
某些版本中的添加内容已经被包含在其他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作品（例如一些哲学著作，尤其是《韩非子》）中作为素材。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考虑绝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书面文本业已失传的情况，我们从《汉书·艺文志》的文献目录中就能看出这一点。
此外，我们还可以认为除了已属于故事内容的元素，人们还从民间故事中汲取了新素材，就像“革囊”
这个题材，显然是与当地所存在的“天地-鸡子”
传说相关的。
[81]在阅读相关历史记载的时候，特别是在读《史记》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印象，即撰写者所拥有的资料应该远多于他写下来的，作者经常会对文本进行大规模的删减。
此外，通过研究为什么要添加内容的问题，我们还能够看出各个文学门类越来越具有各自的特色，它们在各自的框架内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可能性；此外，我们还要始终记得在书面流传的版本外，应该还有影响范围更大也更为生动的口头流传版本的存在，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
发现于丝绸之路中国段上的敦煌“变文”
就是一个例子，其中伍子胥故事的口头流传版本历史可以追溯至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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