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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保存至今的石碑数量并不多，比较大的石碑收藏地是西安的“碑林”
，但以石碑拓片居多。
尽管有收藏家和金石学家的收集整理，我们对汉代石碑的了解还是很少。
通过郦道元（卒于527年）所作的《水经注》，我们能够知道直到公元6世纪，大量石碑都还存在，但在后来的作品中，这些石碑就没有再被提起。
墓碑经常是后世写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不过，立在寺庙中的石碑或舍利碑常常也会记录一些特别的事件或地方传说。
我们可以在蔡邕作品收录的一则碑记中读到下面这样一件事，讲的是某位圣人之墓的发现过程：
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当腊之夜，墓上有哭声，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闻而怪之，明则祭其墓而察焉。
时天洪雪，下无人径，见一大鸟迹在祭祀之处，左右咸以为神。
其后有人着大冠绛单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永昌曰，我王子乔也。
尔勿复取吾墓前树也。
须臾，忽然不见。
时令太山万熹，稽故老之言，感精赐之应，咨访其验，信而有徵，乃造灵庙，以休厥神。
于是好道之俦，自远来集，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历丹丘，其疾病尪瘵者，静躬祈福，即获祚，若不虔恪，辄颠踣。
故知王德之宅兆，实真人之先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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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汉代金石刻文的例子是公元6世纪时重新被人发现，并完好地保存至今的汉郃阳令曹全碑。
这块石碑高184厘米，宽86厘米，上面写着捐碑人的名字。
在细数曹全的来历之后，碑文讲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君童龀好学，甄极毖纬，无文不综，贤孝之性，根生于心，收养季祖母，供事继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礼无遗阙，是以乡人为之谚曰：“重亲致欢曹景完。”
易世载德，不陨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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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家经典所受到的重视，早在公元2世纪，所有经典就都被刻录在石头上了（并且后世也不断反复刻录）。
这项工作开始于公元175年，8年后结束，从此确立了范本，并应该被复制了数千次，而其中绝大多数为拓片。
但汉代刻有《诗经》的石碑在完成后不久就被毁了，今天只留存其中一些碎片。
在公元11世纪，随着人们对古籍重新燃起兴趣，欧阳修刊印了带注解的《集古录》，里面辑录了他的收藏，而赵明诚（1081—1129）写有《金石录》。
仅汉代晚期碑铭墓志的拓片，这两部著作就分别收录了84篇和218篇。
第一部收录碑铭墓志全文的著作是12世纪晚期洪适（1117—1184）的27卷《隶释》及其21卷续篇《隶续》，两部著作中共收录汉代碑铭墓志185篇，洪适还另外附上了捐赠者的姓名。
到了清代，继续搜集整理碑铭墓志的有著名学者顾炎武（1613—1682）、钱大昕（1728—1804）、阮元（1764—1849）、朱彝尊（1629—1709）和严可均（1762—1843）。
此外还有王昶（1725—1806），他历经50年整理而成的《金石萃编》成为囊括上古到宋代末年碑铭墓志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对碑铭墓志的整理直到今天仍未停止，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丰富着我们的认识，有时甚至会推翻长期以来被广泛接受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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