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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列传”
部分的最后一卷，即卷一百三十，是作者的后记，带有极强的自传性质。
在这个后记里，司马迁沿袭的是给自己作品添加自传性质后记的传统。
[96]
司马迁在如何排列历史资料方面找到的解决方案，后人始终没能再突破，但依照时间线索编排事件的“编年体”
，以及依照时间线索、同时按照事件与题材进行编排的“纪传体”
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有人看到并提出。
根据《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中所写，刘勰显然很清楚司马迁所选择的这种体例有冗长和不完整的危险，但刘勰也跟其他人一样，不能跳出“编年体”
和“纪传体”
的框子。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从宋代开始，经常会有人试着将按照事件线索编排好的史书从事实角度重新编排，这种书通常被冠以“某某纪事本末”
的名称。
司马迁对他家族的成就显然评价非常高，他认为自己承继的是孔子的传统（显然，这并不妨碍他对某些道家传统思想的好感）。
他强调说，自己的著作并不只是写给同代人的，而是为“后世圣人君子”
所作。
他这样写的时候，恐怕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句话真的会成为事实。
因为《史记》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重视，后来是因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流传开来，当时《史记》已部分缺失，这些缺失的部分后来由褚少孙根据标题补续。
[97]尽管一开始被人忽视，但《史记》后来成为中国史书中的巨著，并拥有了诸多注疏。
司马迁在讲述自己的想法和价值判断时显得很谨慎，这一点应该与汉武帝时期刻板严苛的政治风格有关，所以他在评判功过时经常使用一些隐晦的表达方式。
司马迁本是被迫将史料分在不同的章节中，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巧妙地避开了自己的评论与当时政治风气相冲突的问题。
当同一历史事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主要参与者的时候，他遵循不重复叙述的原则，将事件归在核心人物之下，偶尔提到其他人物，同时，他对于主要人物的负面性格经常是在一个地方闭口不提，而放在另一个地方去写。
这种“互见法”
很早就被人注意到，宋代学者苏洵（1009—1066）在他的《史论》中就曾明确地提到了这种方法。
同时，苏洵还指出，司马迁在人物负面性格非常突出的情况下，也不忘给人物寻找好的一面。
苏洵举《史记》卷八十一中为廉颇所作之传作为“互见法”
的范例。
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廉颇这位将军的形象光辉灿烂，在后来的历史事件中，他又曾经做出过不采取某项军事行动的错误建议，这部分内容被放在了下文的赵奢列传中去讲述。
但对那些总体是负面形象的人物，司马迁只是在每一卷末尾的“论赞”
中才会去为他们寻找好的一面。
汉代人笃信上天的预兆，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史书的创作中。
司马迁巧妙地将这些吉凶的预兆纳入了自己的叙述中，用这个方式修饰他的内容。
由于不仅是百姓的世界观中有神仙思想，文人阶层也有，且该思想是进行政治讨论和形成意见的重要手段，因而成了史书创作的重要元素。
同时，由于公众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后来还形成了一种带有插图的预言性质的文章，只是这类文章常常被人怀疑是为了百姓的情绪和挑起叛乱。
[98]司马谈和他的儿子司马迁不仅仅是记述史实，同时也会进行评论，这一点在叙述部分比较隐晦，只是在论赞部分会体现得比较明显。
此外，这两位历史学家看上去对自己评判的“逻辑性”
是清楚的，因为他们称自己对过去事件的论述是“空言”
，这是指只起褒贬作用而不见用于当世的言论主张。
这个概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曾经使用过，应该是来自“公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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