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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衰落后，西晋政权迁都至今天的南京。
但精英阶层在那里依然保留了说通语的传统，只是南北方的通语开始独立发展，到公元6世纪末时，两者之间的差异已经非常明显。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此就有过记述，作者在书中嘲笑了不同地区人的方言口音，这也证明人们还保有一些对洛阳音共同特征的记忆。
隋朝重新统一南北方后定都长安，但洛阳音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成书于公元601年的韵书《切韵》中也留下了痕迹。
后来，长安方言逐渐占据上风，最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用语言，且成为现代汉语的基础，但这种晚期的中原话与汉末形成的早期中原话是有区别的。
[5]
翻译上的问题并不仅是如何转译的问题，同时也体现了教义方面的纷争。
公元647年，道教徒和佛教徒就《道德经》翻译成梵文时的若干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
作为佛教徒的代表，玄奘法师反对老子是佛陀老师的说法。
在说到“道”
这个概念时，玄奘建议将ma-rga音译为“末伽”
。
关于此事的记载如下：
诸道士等一时举袂曰。
道翻未末伽失于古译。
昔称菩提。
此谓为道。
未闻末伽以为道也。
奘曰。
今翻道德。
奉敕不轻。
须核方言。
乃名传旨。
菩提言觉末伽言道。
[6]
这样的争论更说明语言标准化、清晰化的必要性，唐朝时集中的修典活动也应该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去理解。
作为语言判断依据的辞书
早在佛教还未进入中原地区之时，辞书就已经出现了。
最初的辞书主要是用来确定某些概念，例如成书于公元前200年前后的同义词词典《尔雅》。
[7]从某种意义上看，这部按照词义编纂的著作可以被认为是后来类书的雏形。
《尔雅》为不同的概念收集了相关的文章和佐证，后来被列入了《十三经》，可见其地位重要。
另外一部早在汉朝时期就已形成的不同类型的辞书是《说文解字》，[8]这部辞书依据的是文字的不同形式。
该书在公元100年前后由许慎编纂而成，并于公元121年呈现给皇帝。
书中收录约9500个汉字，根据540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即所谓部首分类。
虽然书中缺少发音方面的详细信息，但直到宋代，《说文解字》都被认为是古文字学与词源学的权威典籍。
发音问题一直是被单独拿出来研究的，例如东汉末年的儒学大师郑玄就曾发现他所处时代的人的发音不同于前代。
但直到唐朝，许多学者仍无法解释为什么《诗经》和其他同时期一些经典著作中某些本该押韵却并不押韵的现象。
他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这些文本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发音产生了变化而已，所以这些学者经常会校正一些字，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其押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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