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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唐朝知识分子对某种新的统一的追求，六朝时的文艺理论家将“文”
分为经学、史学、哲学和文学的工作又失去了意义。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对“文”
这个概念的理解的改变中。
六朝时，“文”
还常被认为与公文相对立；在唐朝时，“文”
则用来指代散文。
后来，随着对宫廷诗和骈文体的攻击逐渐消退，再加上公元8世纪时的融合努力，“文”
成为散文和诗歌的统称，这表现在了周敦颐那句“文以载道”
的名言里。
但同时，“文”
和诗的某种区别仍旧保持着。
按照这种区分，只有在政治和行政日常中使用的散文被称为文，这样的文是用来阐明道理和思想的，而作为感情和意图表达的诗地位则较低。
这种区别中显示的知与行的对立，从根本上构成了那个时代新儒学运动中的哲学争论的背景，特别是发生在以程颐、程颢、朱熹为根据的程朱学派和以学者陆象山（陆九渊）命名的象山学派之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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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史书将对文的推崇与宋朝统治者关联了起来。
比如，主持修撰《宋史》的脱脱（1314—1356）在该书《文苑传》的序里写道：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橅，可以豫知矣。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
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
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
作《文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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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将朝代的命运和诗歌的质量等同起来。
这样，北方国土的失去就相当于文学走向没落。
这种关系被证明是最沉重的负担，影响直至今日，因为国家权力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作为教育的媒介以及官吏选拔的标准，“文”
的意义重大，改良世界因而成了文学的目的。
公元1000年的殿试卷里就有“以文来改变和完善世界”
的题目。
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样的观念不仅会束缚文学，还会把政治引向错误的方向，因而开始稍稍放松对文学的这种严格要求。
苏轼也认识到了过高评价文学改革世界的性质的危险。
1061年，他提出不要把文学看作现实：“臣窃以为今之患正在于任文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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