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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欧阳修评价文学时的“信简常”
原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唐代古文传统的批评。
他反对该传统崇尚的“高”
与“奇”
的理想，这点特别清楚地体现在《与石推官第二书》中。
欧阳修在这封于1035年写给他的朋友石介（1005—1045）的信里这样写道：
今足下以其直者为斜，以其方者为圆，而曰我弟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
……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
凡仆之所陈者，非论书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
[70]
通过科举考试，古文体才得以真正被接受。
1044年，当时范仲淹推行了他的改革政策，欧阳修重新考虑此前已被提及的把治国理政及解读经典作为国家考试题目的建议。
当欧阳修于1057年被委以负责在京城举办的国家考试的职务后，他便以此制定了考试题目，但此举招致了各种各样的反对，反对的主体主要是那些仍以传统方式准备考试的考生。
1057年，曾巩及苏轼、苏辙两兄弟参加年初的考试及第，他们的文章得到普遍的赞赏，让那些考试制度改革的批评者失去了批评的理由。
1061年，他们被推荐到京城参加专门的考试。
当时因疾病而身体虚弱的欧阳修为苏轼的考官，而司马光为苏辙的考官。
这次考试，每名候选者要事先上交50篇文章，关于历史经典及时事政局的题目各半。
考试时，候选者要在一日内完成6篇各500字的以经典为题的散文，另一日需完成一篇3000字的关于皇帝就当下某现象命题的文章。
阅卷结束，北宋统治的地域里并没有考生在这次考试中取得一、二等。
共有4名考生获得三等，其中一名就是苏轼。
除去许多散文，苏轼的文章中还有大量不同类型的短文流传下来，比如笑话或逸事，后来被辑录成笔记出版。
除去他的两篇以赤壁为题的赋，苏轼其他重要的作品还包括《日喻》《武昌九曲亭记》《放鹤亭记》。
以散文著称的还有王安石[71]这位有胆识的改革者，虽然他的新法政策后来遭到批评，但在此后几百年里，他的部分文章作为古文范本而流传。
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古文体最终被接受，对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去讲究质朴、反对骈俪的语言风格外，历史的题目和经典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才为后来几百年在经典方面的学问积累创造了基础。
比如《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直至朱熹把它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
苏轼在他应举的文章里提到了《中庸》。
事实上，这部作品此前就因各种原因而获得关注。
比如某些杂家尝试利用这篇作品，把佛教、道教及儒家传统联系起来，契嵩和尚（卒于1072年）曾借助《中庸》来阐述他有关佛教维系国家的功能的观点。
宋朝宗室退到南方后，仍有作者继续以古文体写作，比如朱熹[72]、著名的词人辛弃疾（1140—1207）以及政论文章作者陈亮（1143—1194）。
在女真人统治的北方，同样非常热心于宗教事务的赵秉文（1159—1232）、刘中（卒于约1210年）以及以文艺批评闻名的王若虚（1174—1243）、元好问继续采用这种文体。
在蒙古族统治时期，古文的传统得到了延续，这主要得益于像刘因（1249—1293）、姚遂（1238—1314）和虞集（1272—1348）这样的作家。
事实上，在后来的几百年间，对文人阶层的散文体构成影响的还是宋代的古文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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