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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着这层关系，该团体在其成员早年于京城任职之时就已经认识了。
除李攀龙之外，通常被算作“后七子”
的还有谢榛，最年长的、同时也是七人精神领袖的徐中行（1517—1578）、梁有誉（1519—1554）、宗臣（1525—1560）、吴国伦（1524—1593）以及后来以诗论闻名的王世贞。
徐渭是当时最有独创性的书画家，风格奇纵恣意，成为后来者的模范。
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戏曲作者，特别是他《四声猿》中所集的四种剧本，剧本中描写的女性有时比男性更加优秀。
徐渭于1559年写成的《南词叙录》对我们认识南戏有着重要的意义。
徐渭的诗虽没有受到特别重视，但仍对那些围绕在袁宏道周围的追求个性的晚明诗人有着重要的影响。
实际上，徐渭的诗也是因为他们才被发掘的。
袁宏道的这种新发现堪比门德尔松（FelixMendelssohnBartholdy）对巴赫（JohaianBach）音乐作品的重新发现。
徐渭的父亲是绍兴地区（在今浙江省）的官宦，他自己则曾任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幕僚。
在职期间，徐渭不只帮助总督取得了军事和策略上的成功，他代笔的《代进白鹿双表》为当时的皇帝所赏识，也使总督在京城名声大噪。
如此看来，徐渭的仕途似乎会十分光明，但到了1565年，总督被革职后下狱，徐渭担心自己受牵连，自杀未遂。
不久后，据说是因嫉妒发狂，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因此被判死罪。
后来死罪被免，徐渭在下狱七年后被释放。
[12]
明代的散文
明代散文方面的重大发展主要是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领域。
明初，历史编撰和公文写作处于首要地位，当时亟须建立起行政制度，并对过去朝代的历史进行全面评价。
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新儒家“金华学派”
的代表宋濂（1310—1381）。
明朝建立后，宋濂奉敕主修《元史》，与大部分“金华学派”
的儒家学者同样，以古文体为宗，也用骈体撰写过几种作品。
[13]在修史以及其他朝廷委任的正式工作之余，他还作有《浦阳人物记》。
明初其他的重要散文家还有以文名世的刘基，以及与宋濂共同编修《元史》的王祎（1322—1373），两人都以古文见长。
明朝的统治稳固后，在公元15世纪，“台阁体”
成为风行的文体。
这种文体虽不是中世早期骈体文意义上的骈体，但也有讲究对仗的长句。
这种文风主要与“三杨”
相关，即前文已经提到的杨士奇以及杨荣（1372—1440）、杨溥（1372—1446）。
然而，到了15世纪末就有许多作者反对这种文体，比如“前七子”
，他们在诗歌方面以唐代为宗，在散文方面则取法秦汉。
针对“前七子”
在散文方面的这种拟古倾向，也存在反对的力量，后者不认同这种对古代的不自然且缺乏真实感情的模拟。
这些批评者中，有些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文体，而反对“前七子”
的这种拟古的文体，但他们并不要求模仿八大家的文章，比如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
而王世贞在反对“前七子”
的同时，主张文没有外在的规范，与诗相同，文也必须出自作者的内在。
以袁宏道及其兄弟的家乡命名的“公安派”
，指的是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聚集在袁氏兄弟周围的作者群体，后来（主要是在20世纪），他们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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