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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中旬，即处置鳌拜前月余，康熙便采纳汉官建议，举行隆重的太学祀孔活动。
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在宫中致斋数日后，在诸王大臣陪同下亲往太学祭奠孔子牌位，行三跪六叩大礼，并至彝伦堂听满汉祭酒司业等讲《易经》和《忆经》等精义。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还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进一步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将道统和治统完全统一起来，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
历代圣贤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
，表明自己以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决心。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归途经过山东曲阜，特地到孔庙祭奠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御书“万世师表”
额悬挂大成殿中，决定重修孔庙树立孔子庙碑，并亲自撰写碑文“以昭景行尊奉至意”
。
这些崇孔活动及康熙从中表现出的至诚态度，无疑使汉族士大夫倍觉亲切，甚至颇为感动。
不仅是搞尊孔活动，康熙还采取了一系列尊崇儒学的实际举措。
康熙亲政以后，仪制员外郎王士祯等人再次请求恢复八股取士旧制，康熙便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
为号召，满足汉族士大夫的要求：“此后照元年以前定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试。”
这些举措，对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朝野史大观》甚至有“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
之说。
与此同时，康熙还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经筵日讲活动。
首次经筵日讲在瀛台举行，由国史院学士熊赐履主讲。
日讲活动始于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由翰林院满汉学士充任，同年八月起又让日讲官兼起居注。
由于日讲起居注官员与皇帝接触最多，因而很受信任，升迁也快。
根据有人统计，从康熙十年四月到二十三年九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前，共有42位汉人担任此职，其中江南（今安徽、江苏两地）人最多，有18位之多。
如果按广义上的江南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湖南、湖北）等地，即有32人之多，占总数的75%以上。
说明康熙在南巡前已对江南士大夫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为日后江南地区士人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贵的是，康熙学习非常认真。
每天上朝听政之前，五更天即起床诵读，傍晚处理政事完毕后又继续讲论琢磨，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仍不愿停止。
每逢外出巡视或到南苑游猎，也从不辍学，必令讲官随从，以便随时讲论。
他在听讲过程中有疑必问，尤为询问熊赐履为多。
更可贵的是，康熙学习儒家学说特别注重实际，反对溢美之辞和那种照本宣科、于经史精义不加研究印证的传统进讲方式，主张“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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