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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先是坐船摇摇晃晃到大连，然后顾不得疲劳和休息，立刻找到大连某公路段孟科长。
对方倒是不赖账，但直言相告“你们的活做得不漂亮（质量有缺陷），不付是对的，付反而是错的，否则就是对国家的犯罪（这是一家国有企业）。”
许末兴因为对之前的情况不清楚，所以接不上嘴，只好一味强调“这10万元对我们乡镇企业来说很重要，厂里还嗷嗷待哺、等着这笔钱回去年底发工资呢！”
双方僵持不下。
孟科长便推脱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你们得去找段长。”
但孟科长不带路，他们又怎么进得了段长办公室的门呢！
第二天一早，孟科长上班时远远就看见在凌厉寒风中守候已久的许末兴，为此免不了要打招呼。
但许末兴这时候心里惦记的仍然是那笔欠款，所以他乘热打铁，苦苦哀求孟科长能带自己一起去找段长。
许末兴见到段长后，免不了又要低三下四地复述一遍事情经过。
没想到段长说话挺爽快，他转身对孟科长说：“你认为呢？这件事你看着办吧！”
这下孟科长没得推了，后来终于讨回这笔久拖不决的欠款。
那时候交通非常不便，从无锡去一趟大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许末兴这个人就是这样，既然去了就总想也能带点业务回来。
所以他在这次讨债的同时，又去拜访了其他几家业务单位，并顺利地从中签到一单七八万元的合同，可谓“顺船捎顺货、一举两便当。”
但正是这次经历，让许末兴深刻体会到讨债之不易。
出差讨债很可怜，生理疲劳、心理急躁不说，有时甚至还要冒生命威胁，种种苦楚有苦无处说。
而即使这样，最后也往往会两手空空。
从当时的背景看，国内企业中你欠我、我欠他、他欠她的“三角债”
现象十分严重而普遍。
据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清理“三角债”
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正庆回忆，当时“全国有90%的企业被卷入‘三角债’链条”
，所占比例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许多工厂干脆不生产了，有一半人被派出去讨债。
以至于1991年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专门研究如何清理“三角债”
问题，在会上确定由朱镕基副总理亲自主抓这项工作[1]。
想想也是，在当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下，辛辛苦苦搞生产，即使能销售一空，盈利率也只不过几个百分点；可是，只要货款被拖欠一年，哪怕到时能全部收回，也会转盈为亏[2]。
相反，如果你能拖欠别人的货款一年，什么都不用做，就相当于低于成本价进货，又何乐而不为呢！
正是这种全民无信用，使得全国性的“三角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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