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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
，“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
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
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
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报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熬夜看书时就指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习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
，却不堪官场的“繁剧”
。
曾国藩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
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
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
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
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为宽”
，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
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
，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或、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
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仅用重典严惩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
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
，很可能祸及自身。
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
，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
，又使政治清明。
国家稳定（放到后世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说zhèngfu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
。
所谓系统性**是指只有以**作为润滑剂，zhèngfu部门才能提供“正常”
的公共服务。
在这种系统性**中，**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更加严重、更加猖厥、更加根深蒂固。
退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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