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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察”
字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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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用耳目是为获得真实情况，又知道耳目有时蒙蔽人，反倒得不到实情，所以对他们也非绝对信任。
他深知用耳目，有利有弊，要善于利用他们，要能够识别真伪，获得真知灼见。
是用耳目，而不是为耳目所用，这是他区别于一般平庸君主的地方。
雍正制驭官员的许多手段中，有一种是利用奏折制度。
这一制度，产生于康熙年间，而雍正把它制度化，乾隆以后继续实行。
而雍正朝实行最有成效。
它的办法是，皇帝允许地方大员，中央派出的官员和皇帝特别准许的地方中级官员书写秘密奏折，直接送交宫中，不必经过内阁，所写的内容是地方情况、官员、民间风俗、社会问题以及写折人的个人私事，或者各项建议，皇帝阅览，往往在奏折上用朱笔写上批语，给予指使，准许什么，不许怎样，皇帝因不是正式上谕，可以随便一点书写，官员得到朱批允许，再写题本，送内阁转呈皇帝，所以秘密奏折是官员和皇帝讨论政事的文书，因有皇帝朱笔批语，又叫朱批奏折。
康熙间的储位斗争及其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雍正了解官民动向的迫切性，增强对官僚控制力的迫切性。
秘密奏折制度，在官僚的职责范围以外，使他们互相告密，迫使他们彼此监督，各存戒心，不敢放胆妄为，不敢擅权，因而对雍正更存畏惧之心，做忠顺的奴才，而雍正则可从奏折中窥见臣下的思想、心术以至隐衷，因之予以鼓励和教诲，这样多方联络，上下通情，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臣下。
奏折制度，就其密察官员讲，也是一种告密制度。
告密，是一般人所反对的，因为这是不正当的。
康熙初行奏折，能够有资格写奏折的很少，保密程度也高，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雍正推广奏折制，就出现反对势力了。
他在责备杨名时将奏折朱批叙人题本时，说杨犯错的根本原因。
是“其心中以为不当有密奏密批之事耳”
。
透露出不满奏折制度的力量的存在。
他死后一个多月，谢济世代替伯爵钦拜书写《论开言路疏》，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
的呼吁，而所谓言路之弊就是奏折告密。
疏中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不知主名，被告无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
因此“请自今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
谢济世和钦拜的发难，是乘雍正之丧，代表反对奏折制度的势力要求取消这一制度。
据说该疏得到乾隆的首肯，然而新君实际坚持实行奏折制，并于十二年停止奏本的使用，进一步肯定了奏折制度。
总而言之，奏折制度下官员互相告密，使他们本身具有特务性质，但这种制度把官员秘密言事变为做官的职能，变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专业的特务，把特务的职任寓于一般官职之中了，这是奏折制下官僚政治的一个特点，因此，雍正政治不宜于视为特务横行的政治。
说到告密，雍正有时并不忌讳，而关于这方面的传说又很多，不妨在这里一叙。
雍正自云：“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
他所说的耳目，包括科道言官，奏折撰写人，另外还有不同类型的人。
被他引见的官员，必须上条奏，其中会有官方吏治的内容，这是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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