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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八旗中，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雍正皇帝于四年下令：对于世袭佐领中年幼的、愚昧的、年老体弱不能办事的，只给其佐领俸禄、世管佐领的世袭罔替。
这样雍正皇帝对八旗各级主人下手，褫夺了他们的统治权。
对于八旗王公与属下的关系，雍正皇帝作了一系列规定。
雍正元年，雍正皇帝禁止王公在所属佐领内滥派差役，只允许王公挑选人员充任护卫、典仪、亲军等，不许兼管家务；若用作内务府的包衣官职，或命令跟随子侄，都要陈列名单，向皇帝请旨，并且要通知该旗都统，由都统复奏皇上。
如果王公属下犯罪，王公要奏请皇上，交由刑部处理。
雍正皇帝还特别强调道：“不请旨，是绝对不行的。”
从而剥夺了王公对属下的任意使用权和处罚权。
二年，雍正皇帝又下令，不允许下五旗王公听信谗言，将属下妄加残害，或借端送到刑部治罪；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将这些被害者撤离原主门下。
同时还规定：王公属下有被问罪发遣的，不允许发配到该王公打牲处所，免得他们发生联系，私自回到该王公门上。
政府惩治王公属下，不容许原主包庇；王公迫害属下，政府又不容其肆恶。
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允许王公与属下有不正常的关系。
雍正皇帝还对王公所拥有的护军、领催、马甲等下属人数进行限制。
雍正二年，雍正皇帝下令：亲王只能拥有护军、领催四十名，马甲一百六十名；郡王只能拥有护军、领催三十名，马甲一百二十名；贝勒为护军、领催六十名，马甲八十名；贝子为护军、领催十六名，马甲六十四名；镇国公为护军、领催十二名，马甲四十八名；辅国公护军、领催八名，马甲三十二名。
这些都比以前的数目减少了。
同年，雍正皇帝还下令：诸王所属佐领，凡是移出诸王所属之旗，其佐领内一切人员不得再与旧主往来，否则从重治罪。
如果说前面几点在于限制王公同现在所属人员的关系的话，那么这最后一点则是限制王公同旧部的关系，使王公对他们不能发挥影响。
雍正皇帝还特地对王公敲诈勒索下属进行了一系列规定。
元年，雍正皇帝发布命令：五旗诸王不体恤门下人在外省做司道府县官的，向他们分别索取，或者纵容门下管事人员肆意贪求，允许该等官员向皇帝密奏揭发。
雍正二年，皇帝发现星尼公爵向属人王承勋勒取几千两银子，为此特发上谕，他说，星尼不过是一个公爵，王承勋不过州县官而已，居然勒索这么多银子；如果主人是王府，属人是地方大员，则不知要多少了。
皇帝特别就此事警告王公，如果不以此为戒，改正过错，一定将五旗王府的佐领下人一起裁撤，永世不再启用。
雍正十一年，太原知府刘崇元告发他的佐领李永安，说他在回北京时，李永安到他家索去银子一百二十两，还有马匹和衣物；以后，李永安又派人到他任所勒索，索取骡头、潞绸，还要白银三二百两。
雍正皇帝大怒，下令对李永安严行查处。
削弱八旗王公与属下的私属关系，在雍正初年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雍正皇帝在严禁诸王滥用役使属人时说：早年诸王对属下还知道加恩抚恤，而朕的兄弟分给包衣佐领的人很少，但是差役繁多，这样造成极坏的影响，其余王公都纷纷仿效他们。
雍正皇帝把他的诸兄弟视为滥役属人的罪魁祸首，借此整顿八旗，收回王公任用属人的权力，所以这又是他打击皇帝朋党的一个重要内容。
雍正皇帝把严禁王公勒索属下，纳入了清查钱粮、打击贪赃、肃清吏治的措施之中。
他指责王公的勒逼造成旗下官员的贪赃枉法：“旗下官员为应付王公的勒逼而竭尽其力，不能做到洁身自好；而许多官员亏空公帑，犯罪免职者都多出于此。”
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初，急急忙忙地改革旗务，同打击朋党、整整吏治紧密结合、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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