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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连续不断的“劝进”
之言，曾国藩并没有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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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属下乃至对手极力拥戴，但对于是否称帝，曾国藩心里明白，尽管湘军表面上势可倾国，但内中已暗藏分裂。
1864年前后的湘军，尽管名义上拥兵30多万，内中却派系复杂，真正归属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其实只有大约12万人，而其中真正的嫡系部队，只有归属弟弟曾国荃指挥的5万人马，其他各部，跟曾氏兄弟多少都有点不同程度的矛盾。
清廷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1854年，当湘军攻克武昌后，咸丰皇帝一度喜形于色，说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立下如此奇功，于是大学士祁寯藻急忙说，曾国藩只是一个不在官位的侍郎，却能迅速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这恐怕不是国家的吉兆，咸丰皇帝听后顿时变色。
此后咸丰在世期间，一方面让曾国藩打仗，另一方面却故意不肯将地方总督巡抚等实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等汉人。
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后，垂帘听政的慈禧等人碍于国家动**，无奈下授予曾国藩“节制四省军政大权”
，但为了抑制曾国藩、分化湘军，慈禧也在湘军内部，不断地扶持曾国藩的反对派和敌对势力。
以左宗棠为例，左宗棠曾经是曾国藩的核心幕僚，一度劝说曾国藩自立称帝，但由于性格倔强，加上部分政见不合，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逐渐疏远，对此慈禧见缝插针，在1863年破格提拔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使得左宗棠率领的几万湘军精锐从曾国藩麾下分化出去。
此外，作为曾国藩的老幕僚和老部下，江西巡抚沈葆桢，此时也跟曾国藩决裂了。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1861年，在曾国藩的上疏保奏下，沈葆桢晋升为江西巡抚。
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领兵围攻天京，前线急需军资给养，曾国藩为了筹措军饷急得“夜不成寐”
，然而沈葆桢却将原定移交湘军的半数江西厘金全部扣下，对此曾国藩怀恨在心。
为了报复沈葆桢的“忘恩负义”
，曾国藩命令湘军在太平军反攻时，故意不防守安徽南部的广德和宣城，以致太平军**江西。
为此，曾国藩与沈葆桢最终绝交，双方形同陌路。
在清廷和慈禧等人的授意和故意分化下，到1864年，尽管名义上曾国藩号称“节制”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但浙江的左宗棠势力和江西的沈葆桢势力，实际上已经难以为曾国藩所控制。
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清廷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化和釜底抽薪，这大大削弱了湘军的内部势力，使得曾国藩对于是否要反清称帝，也不得不细细思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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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和慈禧的故意扶持下，另一股抑制湘军的势力：淮军，此时也迅速崛起。
作为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一度还给曾国藩做过幕僚，尽管没有像沈葆桢一样与曾国藩公开决裂，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也不得不开始忌惮起来。
李鸿章在组建淮军时，正是太平军势力最为雄厚之时，对此曾国藩还催促李鸿章尽早组建成军，以协助对抗太平军。
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心中非常不爽，不仅要求李鸿章自我限制，而且派出心腹韩正国带着两个营的湘军进驻淮军，监视李鸿章的举动。
后来，曾国藩还截留了4000名本来要补充进淮军的新兵，并将其擅自编入湘军。
对此，李鸿章心里很是恼火，李对淮军的二号人物程学启抱怨说，曾国藩和湘军是：“湖南人鸡犬升天，客籍人颇难出头。”
尽管淮军在创建早期发展艰难，但到达上海后，在上海士绅雄厚的财力支持下，仅仅两年时间，便从6000人剧增至70000人。
在洋人的支持下，淮军还一跃超过湘军，装备了洋枪洋炮，成为清军中装备最精良、火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
此外，淮军内部跟湘军的矛盾也非常深。
当时，急剧扩张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原太平军的降军多；二是军中很多要员都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跟以湖南人为主的湘军有很深的隔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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