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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的强势贸易战前，西夏国内财源濒于枯竭，物价飙涨，必须依靠茶叶改善饮食结构的游牧民众“饮无茶，衣昂贵”
，民众也开始大量逃亡。
而剩余的民众，甚至在西夏国内做了“十不如”
的民谣以讽刺李元昊政府。
失去了青盐等重要财源补充，西夏国内的各个部落首领也不干了——当时，西夏兵制是士兵平时从事生产，战时打仗，士兵必须自备马匹和粮食，而与北宋的连年战争，使得本来人口就少的西夏出现大量人员伤亡不说，农业生产也被严重阻碍，牛羊缺人放牧，基础生产濒于停滞：在此情况下，西夏的国力和民力都不堪重负，许多部落首领也纷纷提出反战，这也给了李元昊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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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说，持久化的战争，首先是国力上的较量，而国小地窄、人口只有300万、财政收入严重倚赖青盐、经济结构单一、严重倚赖北宋的西夏，尽管在军事上频频获胜，然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前，西夏举国上下，无不感受到了国力的巨大限制。
当时，西夏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国家（西夏）自青白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
，而在被北宋实行贸易战后，只能够与契丹进行杯水车薪的小额贸易，“岂所以裕国计乎”
。
北宋的贸易战，已使得“兵行无百日之粮”
的西夏无力再行侵略。
在此情况下，当初嚷嚷着要一直打到长安和开封去的李元昊，不得不开始放低姿态，多次派出使臣，希望北宋能够解除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禁售，而前面说过，军事上较弱的宋朝，搞经济还是蛮有一套，对于西夏希望解除贸易战的图谋，北宋名臣欧阳修直接就对宋仁宗说，贸易战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西夏请求解除青盐禁令，“尤不可从。
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甚博”
。
对此，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司马光（1019—1086年）更是直接举例子说，西夏就跟婴儿一样，完全得靠着大宋这个妈妈哺乳喂养，“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
，巨大的国力支撑和经济优势，最终使得北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中，逐渐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最终，在取得定川寨大胜后两年，作为胜利方的西夏，却不得不与北宋达成了和解，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作为胜利方的西夏李元昊方，以向北宋称臣的“屈尊”
代价，换得了北宋每年给予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
的“赠礼”
，史称“庆历和议”
。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多认为这种“岁赐”
，实质上是北宋对西夏的一种和平“赔款”
，但实际上，最会做生意、擅长精打细算的宋人可一点都不吃亏。
庆历和议后，北宋通过开放与西夏的榷场交易征收商税，也赚了不少钱，因为在继续禁止青盐贸易的基础上，严重倚赖北宋物产的西夏人，每年都不得不将大把的银子缴税给北宋政府，在宋夏贸易中，北宋几乎是取得了一边倒的贸易顺差。
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宋辽关系上：当时，北宋尽管在澶渊之盟后，每年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
，但由于北宋自身农业经济对辽国游牧经济的压倒性优势，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北宋的税收就达“40万贯”
，可以说在实际经济收益上，一点也不吃亏。
在此情况下，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揭露出这个秘密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
，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
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虽然军事上经常被打得满地找牙，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宋人搞经济确实还是蛮有一套的；而打了不少胜仗，却因为贸易战吃了亏，被迫“臣属”
北宋的李元昊，则对宋朝派来的使臣一律挡驾。
史载，对于北宋派去的使节，李元昊一律将他们安排在宥州（今陕西省靖边县东）接待，从来不让他们到夏国的都城兴庆府（银川市）去，以免在西夏臣民面前被迫用客礼接待宋朝使节，暴露出西夏的无力和无奈。
尽管通过贸易战手段得了便宜，但军事上较弱的北宋和南宋，最终还是挡不住女真和蒙古人的铁蹄，因为他们不像契丹人和党项人，不仅要钱、还要命，这一下，有钱但拳头却不够硬的宋人，真是没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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