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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外商回忆说，尽管名义上当时大清的关税仅为商品价值的4%左右，但实际上加上各种贿赂的“陋规”
在内，一艘外国商船在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关税和贿赂，需要达到商品价值的20%还多。
到了道光十年（1830年），当时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统计说，当时一艘一等“夷船”
进入广州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关税和贿赂，大约需要3350两白银；一艘二等“夷船”
，则大概需要缴纳2260两白银的关税和贿赂——这些钱，只有极少部分进入了大清的国库，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帝国各路大小官吏和中间商们的腰包。
其实，乾隆皇帝对于海关官员们大举索贿这件事，心里明白得很。
因为乾隆知道，大清自开国以来，公务员们实行的都是低薪制，收入都很低，假如不给他们“放水”
给点“甜头”
，这些官员们，是活不下去的。
以乾隆时期的粤海关监督（相当于关长）为例，这个官职在当时是二品大员，但这个官职当时一年的工资，仅仅是155两银子（乾隆时期一两白银，折合2019年人民币约为300元左右，155两白银年薪，相当于人民币4万多元），所以清朝历代的皇帝们都很“贴心”
，对于大清的官员们贪污腐败，很多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品大员年薪才155两银子，中下级官吏的工资，就更低了。
当时，广州粤海关的大关清书，也就是普通文案工作人员，月薪是3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900元左右；粤海关当时的巡役，也就是海关稽查人员，当时月薪是3.09两银子，每月工资折合2019年物价也是900多元人民币；而粤海关当时的后勤人员例如“堂役”
，月薪更是低至仅有0.58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170元左右。
工资低到这个份上，让他们不贪污，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仅仅靠工资，大清的官员们是无法养家糊口的，但如果提高工资，大清的财政又将不堪重负，所以清朝历代皇帝，对于海关工作人员们实际等同于索贿的“陋规”
，基本都予以了默认和首肯。
3
除了要照顾实行低薪制的官员，对于广州粤海关的这种集体性索贿和腐败，乾隆皇帝心里，还有一个不好意思说出来的“秘密”
。
清朝皇帝的私人开销不是来自户部，主要是来自内务府，而清朝海关的收入，一部分是上交给户部，一部分则是作为清朝皇帝的私房钱、直接上交给内务府。
乾隆时期，广州粤海关每年大概会给乾隆皇帝的内务府进贡大约85.5万两白银的私房钱，不仅如此，皇帝如果结婚或是过生日，粤海关的公务员和属下的十三行行商们，还要给万岁爷“捐钱”
。
仅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这59年间，粤海关组织“捐”
给清朝皇帝们的白银就多达400万两。
此外，粤海关的官员们，每年还会给皇帝私下进贡各种舶来的珍奇“异品”
。
所以在清朝，广州粤海关也被称作清朝皇帝们的“天子南库”
（另外还有一个“天子北库”
，指的是北京崇文门税关），而作为“天子南库”
的粤海关监督（关长），自然也就担负着替皇帝“搞私房钱”
的重大政治任务。
但粤海关监督（关长）工资这么低（年薪155两银子），政治任务又这么重（一年要为皇帝搞80多万两私房钱），所以清朝皇帝们对于粤海关监督（关长）的任命，大多是安排心腹亲信，并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于位置显赫，所以粤海关监督（关长）们往往在三年任期中，除了上交皇帝的私房钱，个人也经常赚得盆满钵满，三年的私人工资外“收入”
，至少都是在几十万两银子以上。
由于这是个超级肥缺，所以清朝皇帝们都喜欢任用亲信来担任粤海关监督（关长），道光年间，苏州浒墅关监督（关长）延隆捅了篓子，亏空白银20.9万两，道光皇帝特地“照顾”
改授延隆为粤海关监督（关长），以方便他翻本捞钱。
对于包括乾隆在内的各任清朝皇帝，以及对于实行低薪制的大清朝官员们来说，广州粤海关是个很特殊的存在，所以从乾隆中期开始，广州粤海关作为大清朝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就成了一个超级捞钱机器，洋商们到此地经商，不给清朝的官员们剥一层皮，怎能轻易通过，进入内地做生意？
就在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坐船北上“告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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