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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说，张居正归政乞休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
明代的内阁，自张居正以上，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高拱，凡是掌握过国家大权的最后都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张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道路。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小看了张居正。
2
张居正绝非平庸之辈。
他的字典里，绝对找不到“明哲保身”
这个词。
官场险恶，不在他考量进退的范畴之内。
在他30岁的时候，严嵩当权，他人微言轻，没有干预政局的能量，于是决定离开官场。
他以养病为由向吏部请假，回到老家江陵，一住就是三年。
对他来说，这不是归隐或逃避，而是对抗污浊政局的表达方式，抒发怀才不遇的表白方式。
在那段闲居的日子，他写过两句诗：“江湖此日空愁病，独望宸居思渺然。”
宸居，是皇帝的住所，代指权力中心。
可以看出，年轻的张居正其实人在江湖，心在庙堂。
他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隐居退避，而是寻找机会复出，实现匡时救国的抱负。
当内阁混斗，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时，他给自己写过一句从政格言：“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
同样意思的话，他还说过很多：“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明朝政坛从不缺乏清流，他们以道德洁癖相标榜，以洁身自好相砥砺。
这样的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留在社会上批判当局，监督权力，淳化风俗，不失为一种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
然而，这样的人，偏偏扎堆官场，变成了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无裨社稷民生的庸官。
用今天的话说，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爱惜个人羽毛，甚于天下苍生死活。
任何一个实干的政治家，最痛恨的人正是政坛上的清流。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的用人标准总结起来就只有一条：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员。
张居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3
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
这些道德瑕疵，充满了张居正仕途上升的整个过程。
在隆庆、万历政权交替之时，他坚定地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假装站队支持首辅高拱打击冯保，结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转，排挤掉了高拱，自己上位。
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想通过制造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置其于死地。
而在表面上，当皇帝颁旨免掉高拱的首辅职位时，张居正声情并茂地上疏，为高拱求情。
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后来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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