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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张煌言生还浙东的消息后，总督郎廷佐忍无可忍，派兵抄没了他在宁波的老家，拘禁了他的妻子董氏和唯一的儿子张万祺，企图用人质逼迫张煌言投降。
张煌言不为所动。
十几年的抗清生涯，早练就了他的“铁石心肠”
：至亲可以怀念，但不可以成为谈判的条件。
他的妻子董氏，知道自己嫁给一个英雄，知道聚少离多，但没想到会聚得这么少。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张煌言就离家抗清去了。
直到三年后，他终于满身风尘出现在家门口。
来不及诉说思念，丈夫就说他是来辞别的，钱塘江防线已破，他要随鲁王到海上征战了。
为了缓解妻子的不安，张煌言和董氏打了个赌：投掷骰子，让老天决定他是走是留。
或许只有这样，也才能缓解张煌言的愧疚，是天意要他走的，不是他自己想走的。
总之，那天之后，他终生再未与妻儿见面。
1652年，他的父亲张圭章去世。
张煌言幼年丧母，少年时代就随父亲出外，他的人生观基本是父亲影响和塑造的结果。
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他悲痛万分，但是，仍然没有回家奔丧。
张煌言被捕前两年，隐居在舟山附近一座荒岛上。
一个部将要他纳妾，并把战死的将领陈木叔的女儿献给他，张煌言严词拒绝：“小姑娘是忠臣之后，怎么可以遭受如此对待？何况我的妻子为我身陷大牢，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她？”
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能做的就是独自面对漫漫长夜，以此弥补对妻子的亏欠。
清廷官员在与张煌言交战的近20年间，无数次对他进行诱降或劝降。
但不难理解，一个抛妻弃子在所不惜的硬汉，又怎会对敌人许诺的荣华富贵动心呢？他对各种劝降信，都不屑一顾，回信也总说自己是“明室孤臣，有死无贰”
。
但事实上，1644年清军入关时，25岁的张煌言仅是一个举人，而非明朝的官员。
明亡之后，一些士人精英选择了投奔新主，一些选择了抗争，一些选择了隐居。
每个人都经受了生死的道德拷问，而张煌言则成了最有道德洁癖的那个人。
他一定要选择抗清，不抗争就毋宁死。
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他如此孤高的道德感呢？
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在历史上找到了他的精神原型，一个他希望对标的灵魂偶像——文天祥。
他后来的临难诗中，有这么两句：“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谢枋得（号叠山）当年未在元灭宋之日即死，尽管他在元朝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张煌言也要拿他与文天祥（号文山）互较高下，叹其死得迟了。
那些投降的，如留梦炎之流，更要被他骂祖宗十八代了。
一个清廷官员给他写信劝降，张煌言毫不客气地回信：“不孝未便以文文山自况，执事正不必以留梦炎辈自居耳！”
意思是，我自己不方便说我想做文天祥，但你也不用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想做留梦炎吧？一句话，怼得这名劝降者羞愧不已。
南明先后存在好几个政权，但每个政权都藏污纳垢，内部争正统、争权力的劲头，比打清军大多了。
各种互相出卖，内讧诋毁，投降变节，几乎每天都在轮番上演，底线越来越低。
张煌言与那些醉心利禄、腐败透顶的南明官吏有天壤之别，他纯粹得几乎完美，眼里只有忠义，没有其他。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完美的道德主义者，如果没有对于偶像的死心模仿，没有对于抗清的高度紧张，他一定会对他卖命的小朝廷感到崩溃的。
所以，张煌言的后半生，都在自我暗示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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