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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非虚言。
在湖南省内，湘乡县尤其扎眼，一个县就产生了九名督抚，比大多数省份一个省的督抚还多。
湘乡是曾国藩的老家，湘军用人，喜欢用同乡人，所谓“同县之人，易于合心”
（曾国藩语）。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一时期（包括后来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发的主体在湘军军功，也就是在武力层面，跟文化层面关系不大。
这从晚清湖南的进士人数，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清全国考中进士的人数大约7900人，按省份划分，浙江、江苏、山东名列前三，湖南考中313人，人数大约仅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当弱的广西多了十几人。
总结一下，湘军人才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曾国藩是公认的领袖，地位无可撼动。
第二，地域相当集中，主要集中在湘乡、长沙、宁乡、湘阴、新宁等地区。
第三，高官居多，都是凭借军功坐上晋升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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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集团的崛起，对湖南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了湖南过去那种“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
的状况。
湘军兴起之前，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湖南在中国的版图中存在感极弱，可有可无。
但湘军兴起之后，整个湖南对中国价值立马跃升了好几个档次。
长沙人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
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即太平天国运动）始。”
湘军将才的发迹，顺应了“乱世出英雄”
的需求。
杨毓麟的话，绝非溢美、自夸之辞。
顺带说一句，1911年，杨毓麟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赴利物浦海边，蹈海自尽，死在了民国前夜。
湖南人那种卓厉敢死的个性，十分强烈地表露出来。
湘军走出湖南，使得湖湘子弟满天下，同时也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湖南人心态和心气的变化。
陶澍当年感慨湖南无人时，那种胸闷气短，到了谭嗣同、蔡锷、杨度这群人这里，是难以体会的。
这时，湖南人的心态和心气彻底变了，骨子里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有一种拯救中国的使命感。
邵阳人蔡锷曾经提出“湖南民族主义”
的构想，即湖南自立以对内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对外抵抗外国侵略者。
湘潭人杨度的话，知名度更高：“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种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无法企及的。
尽管湘军后来衰落了，但湖南这个人才库，依然源源不断走出一流的人物。
紧接着湘军人才群，就先后有两拨人才：一，光绪年间，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
他们是全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左翼激进派，在湖南建学堂、办报刊、设学会、倡办近代工矿企业，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
二，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他们是同盟会的核心，多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
湖南是武昌起义后的首应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护国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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