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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偶然吗？
对，有偶然的因素。
包拯运气好，赶上了脾气超好的宋仁宗，所以怎么作都不会死。
包拯可谓生逢其时。
史载，宋仁宗“天性仁孝宽裕”
，宽厚的性格使得这位君主能够接受臣子的犯颜直谏。
仁宗与包公互相成就对方，就像唐太宗与魏徵一样。
不过，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性。
宋代士大夫群体包括谏官的获得感，比明代强得多。
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影响了两代士人的精神风貌。
遇上一个好时代，做个清官可以仕途和名声双丰收；反之只能身体和灵魂都受苦。
一个曾在皇宫中参加道场法事的和尚回忆说，有一次仁宗皇帝赏赐每个僧人紫罗一匹，但特意交代说：“来日出东华门，将紫罗放在怀中，别让人瞧见，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喷朕一脸唾沫星子了。”
当时，不仅包拯直言敢谏，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怼起皇帝均不逊色，史称“天下是非付之台谏”
。
皇帝爱面子，知道必须尽量少让谏官们揪住小辫子。
那么，海瑞所在的明朝嘉靖时期是怎样的政治生态呢？
宋明两朝士大夫的境遇堪称天上地下。
宋朝优待士大夫，前所未有；明朝羞辱士大夫，同样前所未有。
嘉靖三年（1524年），因为大礼议之争，134名谏言的大臣被集体廷杖，那真是血溅玉阶，肉飞金殿，16人当场死于殿廷之上。
放眼整个明朝200多年历史，士人、言官被公开打屁股，当众羞辱，那是家常便饭。
遇上嘉靖这样下手狠的皇帝，还能捡回条命，该是祖坟冒青烟了。
可见，宋朝皇帝是心疼士大夫，明朝皇帝是要弄疼甚至弄死士大夫，如果他们多嘴多舌的话。
海瑞恰好是皇帝眼中最多嘴多舌的那个人，不要说仕途顺遂了，能留住一条老命就算他赢。
宋仁宗在位时，批评朝政的人很多，不是说这人用得不好，就是说这事做得不对，让人感觉仁宗时期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但仁宗死后，褒奖仁宗时期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两宋最好的时期。
怀念仁宗及其时代，俨然成为一股自发的文化潮流。
而海瑞的悲剧在于，他处在了明朝一个急剧变坏的时代。
至于情商，从来就是宵小之徒紧紧揪住的东西，正面人物不愿、不屑也不懂写这两个字。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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