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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没有形成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形成壮大的资产阶级。
中国在科举制度下初步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裂变出的极少知识分子，既受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赫胥黎等人的影响，也受了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影响。
这些新兴的力量，虽是新生的俊秀，却有着封建的基因，表现出反封建的不彻底性。
可以说，辛亥前，中国出现的一批进步的先知先觉者，也仅限于翻译西方一些名著，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言论，还没有出现系统的资产阶级思想专著、理论文献。
总之，辛亥革命缺乏理论的、思想的、舆情的充分准备。
第二，辛亥口号的局限性。
在辛亥时期，中国同盟会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
〔3〕这个纲领，这个口号，在当时有号召力，有鼓动性。
但是，这个口号，源自于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
〔4〕朱元璋与孙中山的奋斗目标、思想理念，既有相同，也有不同。
相同之处是，都面临蒙古皇帝或满洲皇帝的“民族压迫”
和“君主专制”
。
朱元璋推翻了蒙元贵族的帝制统治，“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恢复唐宋礼法，改善民众生计，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但这只是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而已。
与其不同的是，孙中山先生不仅要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而且要结束两千多年的帝制，所以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特点和使命。
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既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也结束了封建帝制。
这是其伟大之处。
孙中山先生被称作中国伟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在整个辛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反满、排满、仇满的宣传，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辛亥反满的民族色彩，冲淡了反封建的民主基调，从而留下了历史遗憾。
这就是轻视了、忽视了、弱化了对皇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批判。
辛亥反满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在人们脑子里留下了“孝庄太后下嫁”
“乾隆皇帝生母是汉人”
等一大串嘲讽满人的故事。
而明亡之后，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却留下《明夷待访录》，喊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严格说来，辛亥时期虽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但似乎没有见到全面深邃的、具有影响力的批判皇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经典理论文献。
第三，民国时期的反复性。
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选举袁世凯继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翌年，在北京国会两院议员举行总统选举，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授爵位、广封赏。
12月12日，下令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改次年为洪宪元年。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受朝贺，称皇帝。
由此引发全国人民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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