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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一个人脱贫了，小康了，他的人格就可能更独立一些，更阳光一些，至少不必因一笔学费而背上沉重债务，受制于某种人情关系网的枷锁。
这就如同工业化能带来妇女解放—没有工业化，女强人再多也困难重重；有了工业化，妇女们想不解放都不行，谁都拦不住。
这里面都有一个历史变化的水到渠成。
那么，为了补上道德与文化这块短板，与其着急和开骂，还不如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注意各种新的资源、新的方式、新的机会，以便于拿出有效的治理举措。
二、从世界看乡村
中国的人情传统源于漫长的农耕定居历史，与欧洲人的游牧史迥然有别，这个老话题我们就不说了。
这里说一说土地政策的问题。
我在印度、墨西哥看到过巨大的贫民窟，所谓世界上三大贫民窟奇观，只差一个巴西的没看了。
你们可能看过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满世界的乞丐和流浪汉，就是那种景象，像一片五光十色的“垃圾”
海洋，把城市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谁看了都会觉得恐怖和窒息，觉得轰的一声天塌了。
稍懂得一点经济学的人肯定知道，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肯定出了大问题，土地政策一定是失败的。
简而言之，因为土地私有化，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失地的农民无路可走，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而虚弱的城市和工业又吸纳不了他们，于是只能把他们排拒在城外，成了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这些孤岛型城市的海洋。
只有在这里，人们才可能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意义，理解土改的意义，还有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意义。
说实话，以前我觉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制度—农民就这一点点田土，人均几分地，顶多一两亩地，鸡零狗碎的，怎么形成规模效益？怎么走向“大农业”
？生产、销售、技术创新的单位高成本怎么降下来？我也曾差一点赞成土地私有化，差一点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能自动解决失地农民的谋生问题。
但我看到国外的贫民窟以后，发现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不少经济学家说，如果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立刻可以通过卖地获得可观的原始资本，就可以自主创业，进城做生意等等，促进现代化和城市化。
但我在海南工作多年，亲眼看到不少郊区农民发了土地财，卖地以后腰缠万贯，手上戴几个金戒指，兜里一掏都是美元或日元，但一两年过去，两三年过去，他们的钱很快就挥霍一空，无非是赌博，嫖娼，吸毒，养二奶，三下五除二就被打回原形，重新成了需要社会救助的穷光蛋。
林森（青年作家）是海南来的，你应该知道这些情况。
由此可见，所谓人们都是“理性人”
的启蒙主义假设，以为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财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
的假设，大半是书生的想当然，具有极大风险。
如果从实际出发，我们才可能知道，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却是社会巨大的稳定器，是给一大半老百姓社会保障托底。
其微观经济效益如果不是最优，但至少有宏观的社会效益最优—至少让中国不至于成为全球第四个贫民窟大国。
这种安排给广大农民工留了一条谋生的后路，也为工业经济应对波动周期，提供了充裕的回旋余地和抗压能力，形成另类工业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
西方媒体把中国的“农民工”
普遍译成migrantlabour（移民工），完全漏掉了亦“工”
亦“农”
的义涵，在这方面的理解上一直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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