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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也多方面变味
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发展，看来主要依重经验路线和经验方法。
可望成为科学最新主角的生物学据说就是这样。
黑洞、暗物质、希格斯粒子等前沿研究，也多是依据海量的观察和实验，靠的是科学家们务实苦干、摩顶放踵、大海捞针、集沙成塔——发现海王星的那种先知式奇迹，已十分少见。
这其实很对中国知识传统的胃口。
中国古人讲究急用先学，仅靠区区算术就鼓捣出了“四大发明”
，还鼓捣出算术因素更弱更少的中医成果。
中国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尚少，但世界上最多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最多的技术专利申报、最多的科技论文发表、最高增速的新技术产业规模……都汹涌而来蔚为大观。
中国人重应用、重实据的务实风格，在一些人看来，不过是儒家传统中“实用理性”
（李泽厚语）或“实用主义”
（安乐哲语）的一脉相承。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知识风气远欧陆，而近英美。
英国人培根就狂赞过“三（四）大发明”
；同是英国人的李约瑟认为中国知识水平远超西方直至13世纪。
孔夫子则最像美国实用主义的理论旗手“杜威先生”
（蔡元培语）。
当唯理派走下神坛，英美经验派更愿意强调，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其实源于古埃及修水利、建金字塔的工地，同样是干出来的学问，其人间烟火气不应被掩盖。
中国人对这样的说法最可能鼓掌。
这没什么不好。
实践确实是真理之母，哪怕在爱因斯坦的那里，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二标准之一，响当当的。
只是作为科学远航中的另一台引擎，进入现代以来，实践也面临新的故障。
至少可注意下面三点：
1.实践盲区
这么说吧，前人的观察和实验都较为简易，便于操作，花费不大，也比较个人化。
阿基米德靠一盆洗澡水，就可以发现浮力原理。
牛顿靠一个枝头掉下的苹果，就可以构想重力学说。
伽桑地在一条航行的船上，从桅顶落下一块石头，就能检验地心说的真伪……那时的科学家都像草根“民科”
，多是单枪独马，小打小闹就做出大学问，在知识的荒原上到处开疆拓土。
相比之下，随着日常环境和常规层面的科学发现接近饱和，特别是在物理学领域，易啃的骨头已啃完，科研就不再以米为单位、以克为单位、以秒为单位，而是一头指向亚原子层面的微观，另一头指向深空星际的宏观。
这时候，观察和实验的成本急剧升高，“民科”
风格就行不通了，绝大多数聪明的人和机构被排拒在机会之外。
大型球面射电“天眼”
，只有一两个国家可做。
一台高能粒子对撞机，动不动就数百亿甚至千亿的投入，连美国、日本都供不起，谁还能玩？故杨振宁建议中国根本不要去搞。
在高预算、高设备、高薪酬、高技术产业、高质量教育等配套条件缺位时，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创新也无从谈起，几乎“被贫穷限制了想象”
。
很多国家的理科大学近乎奢侈品，既缺财务保障，又缺就业空间，于是重文轻理，甚至弃文从戎，实属学子们的无奈之选，诺贝尔奖这事不必想得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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