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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中和”
重于“零和”
，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色，比如乡村的田土公私共权，表土为私有，底土为公有，国家永远持有“均田”
的调剂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较为接近当今的土地承包责任制。
需要指出的是，从微观上看，这种制度可能不是实现生产集约化和规模经济的最佳安排。
但从宏观上看，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花开别处：比如使一时无法得到社保福利的农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比如让进城的农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经济萧条，撤回乡村便是，与欧洲当年失地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巨大区别，不至于导致太大的社会动**。
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很多中国的企业订单大减，但正是这种土地制度为中国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非某些学者所能体会。
由此看来，“共产风”
曾经短命，“私有化”
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
中国的优势或劣势可能都在于此。
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后来也曾师从美国，到底将走出一条什么道路，眼下还难以预料。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以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以其独特的资源和人口国情，不可能完全重复苏联或美国的道路，不可能在“姓社”
还是“姓资”
这个二元死局里憋死。
如果说欧洲代表了人类的第一阶现代化，苏联和美国代表了人类的第二阶现代化，那么假使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进入第三阶现代化，中国一定会以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向世人展示出较为陌生的面目。
四
从14世纪到16世纪，大明中国的航海活动领先全球。
郑和七下西洋，航线一直深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规模浩大、技术精良都远在同时代的哥伦布探险之上。
首次远航，人员竟有28000人之多，乘船竟有62艘之众，简直是一个小国家出海，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南及卡利卡特，并且在苏门答腊等地悉歼海盗船队。
后来的几次出航的线路更远，曾西抵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登陆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
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刚刚才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直到1445年才到达佛得角。
不过，与欧洲航海探险家的姿态不同，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取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拜会当地领袖，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劝说他们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
原来，他们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来一把公关活动和微笑外交。
出于农耕定居者们的想象，这个世界的统一当然只能以人情关系为基础，只能以“王道”
而不是“霸道”
为手段。
这种越洋外交后来突然中止，原因不详。
历史学家们猜测，朝廷财政紧张应该是主要原因。
于是中国人只好撤离大海，把无边海洋空****地留给了欧洲人。
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曾对此百思不解。
在纽约出版的《利玛窦日记》称：“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丰富多样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有装备精良、强大无敌的陆军和海军，但无论是国王还是人民，从未想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求征服。
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于他人所享有的东西。”
但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人领中国这一份情。
这样的教训多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不免陷入危机，包括绝情无义就成了很多人的最新信念。
尽管中国人说“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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