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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来了！
德国人来了！
……人们望风而逃。
可为什么是德国？德国不正是中欧居民多年来一直向往的福地吗？不正是新教活跃的解放区，而且是本地同道惨遭天主教镇压之后的投奔之地吗？不正是现代大牌科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们扎堆式井喷，而且是中欧少年争相前往求学的希望之地吗？不正是新式工业产品层出不穷绚丽夺目，以至商人、技工、企业家们津津乐道的模范之地吗？连卡夫卡也在学习德语，准备前往德国深造或就业。
没料到经济危机一来，“老师”
便翻然变脸。
自1937年德、意、日三国最终结成法西斯同盟，走完《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的最后一步，同盟最优先做的事，就是在慕尼黑会议上逼英、法两国妥协，切下苏台德这一块肥肉。
这一地区有大量德语人口，小说家赫拉巴尔的《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也描述过德裔孩子如何被其他族裔孩子侵凌的故事。
历史总是复杂的。
英、法等听任这一变局发生，听任波希米亚流血和呻吟，也不一定没有他们的难处。
但强权的逻辑一旦确立，战争机器一旦咆哮，任何形态的文明社会也不会比原始部落更少一些残忍。
受害的首先是弱势一方。
德军即便把这里当作满洲国式的“被保护国”
，也开始把大批犹太人、反抗嫌疑者投入集中营和刑场，仅在布拉格西郊一个村子就杀光199名男人，差一点杀光全部孩子（仅有8个年龄最小的被领养）—后来由国际社会设定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惊天惨剧。
其实，受害的最终也少不了强势一方。
就在这个苏台德，数年后因纳粹德国战败，竟有223万德语居民被新政府驱逐出境，其财产全部被没收充公—只要比较一下中国建三峡水库，耗时多年，耗资千亿，广泛动员19个省的物力，也只安排了水库移民150万—就不难明白远超此数的德语难民是个什么概念。
他们净身出户，哭号于途，一时间死伤万千，并且从此沦为一块记忆空白，断不会有什么国际节日以为抚慰。
混乱的剧情还在继续。
1968年8月20日晚，布拉格机场同意一架苏联民航客机因“机械事故”
临时迫降，不料客机一降落，冲出机舱的却是数十名苏军特种兵，直扑指挥塔台和其他制高点。
几分钟后，一个满员空降师乘三十多架运输机，在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下，以每分钟一架的节奏空降布拉格。
由苏、匈、保、东德近三十个师组成的华约地面部队，分四个方向越过边界，合围捷军营地，逮捕执政党领袖杜布切克。
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让国民们再一次震惊得目瞪口呆。
这些苏联佬来干什么？他们的坦克凭什么黑烟滚滚，竟在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广场横冲直撞？如果说当年德军入侵，还依仗着西方科学、工业、学术和文化的骄人气焰，那么苏联佬呢，那些愣头愣脑的大头兵，太像顿河流域的牧民和西伯利亚的农夫，一群无知的乡巴佬，是来卖土豆还是来看马戏的？
诚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穷棒子的政权，并从纳粹手里解救过半个欧洲；苏联把人造卫星最早送上太空，让美国也不能不忌惮几分；是苏联的经验让中、东欧这些红色友邦也普遍建立了国营工厂、廉租国民公寓、少年宫和工人俱乐部、福利性的医疗、教育、供暖、供水、供电系统，以至早期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同志也像很多青年一样，曾热情讴歌红色的新生活。
但在一些自视高雅的欧洲精英看来，社会主义的乡巴佬终究魅力不够，一旦耀武扬威就更让人没法忍。
正像昆德拉后来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述的，人们对入侵者的反抗成了一幕“狂欢的节日”
。
这就是说，他们并未动刀动枪，甚至主要不是去怒斥，倒是围绕坦克起哄，吹口哨，大跳华尔兹，大跳踢踏舞，朗诵歌德或荷尔德林的诗篇，用扩音器播放德沃夏克和莫扎特的名曲。
漂亮的姑娘们还爬上坦克，不由分说地搂住兵哥哥照相，向兵哥哥献花和献吻……整得对方面红耳赤不知所措。
与其说这是反抗，不如说更像戏弄，像取笑，像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
事实上，英语slave（奴隶）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语sclavus（斯拉夫人），是一个卑贱民族的语言胎记。
特别是那些更低下一等的东斯拉夫人，叫喊“乌拉”
一类蒙古语，当然更像是来自蒙古（或称亚细亚）的野蛮物种，要赢得中欧、西欧的尊重并不容易—这是20世纪意识形态冷战所掩盖的另一个剧本。
相比之下，虽然布拉格也有不少斯拉夫裔，但千百年下来，它毕竟一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工业心脏和天主教重镇，其繁荣程度曾远超巴黎和伦敦，在文明等级的排序下一直深藏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和内心自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冲突、经济落差、文化异质等诸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剖面，“布拉格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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