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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情与秩序能否兼得？在难以兼得之时我们又如何痛苦地选择？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说起来，香港人并非冷血，每日茶楼酒馆里流动着的不全是社交虚礼，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
特别是节假日里，家庭成了人性取暖的最佳去处，合家饮茶或合家出游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图景随处可见，显现出香港特别有中华文化味道的一面。
父慈子孝，夫敬妇贤，其情殷殷，其乐融融，构成了百姓市井的亲情底色。
这些人不习惯当差时的西装革履，更喜欢休闲便装；不习惯道貌岸然，更愿意小节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挂着小腰包光顾赛马场和彩票。
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的阅读大多绕开高深，指向报上的地方新闻和娱乐八卦，还有情爱和武侠的小说。
他们使用着最新款的随身听、数码相机、便携宽频多媒体，但大多热心于情场恩仇和商界沉浮一类粗浅故事—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电影里的常见内容。
内地文化人对此最容易耸耸肩，摇摇头，讥之为“文化沙漠”
。
其实这里图书、音乐、书画、电影的同比产出量绝不在内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龙卧虎。
稍有区别的是，他们的文化主题常常是“儿女情”
而非“天下事”
，价值焦点常常落在“家人”
而不是“家国”
，多了一些就近务实的态度，与内地文化确实难以全面接轨。
黄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做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文学从总体上说最少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别品种，值得研究者关注。
据他说，学子们对这个话题曾不以为意。
学子们也许不知道，他们与大多港人并没有共享的单数历史。
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当局管理着这一块身份暧昧的东方飞地，既不会把黄肤黑发的港人视为不列颠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们时常惦记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让他们非中非英最好，忘记“国家”
这一码事最好—这与一个人贩子对待他人儿女的态度，大体相似。
这种刻意空缺“国家”
的教育，一种大力培养打工仔和执行者而非堂堂“国民”
的百年教育，也许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知识与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里的先辈们难享国家之惠，也少受国家之害，遥远朝廷在他们眼里实在模糊。
当中原族群反复受到外来集团侵掠或统治，那里的国家安危与个人的生死荣辱息息相通，国与家关系密切，一如杜甫笔下的“国破山河在”
多与“家书抵万金”
相连。
这是一种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高比率重叠的状态，忧国、思国、报国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齐”
通向“治平”
的古训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强的逻辑力量。
与此不同，香港偏安岭南一角，面对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虚弱的东南亚，一片来去自由、国界含混、治权凌乱的南洋。
在这样的地缘条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九七回归，他们的心目中那个抽象的“国家”
在哪里？“国家”
一词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否显得模糊而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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