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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定做几件事，证明给自己看。
至于给别人看，这不是他的风格，而且，他也明白，别人根本没有闲情雅趣看他做事。
别人虽然没有兴趣看他做事，但却有心情让他做不成事。
刘伯温每次都按照法律办事，所以当地的官贼勾结者警告他：“水太清了鱼都不来，人太苛刻了就没有好朋友，你想孤独到死吗？做事要给人留后路，薪水不必政府发，我们也可以给你。”
刘伯温冷笑，因为他是个从不惧怕威胁的人，人家越对他警告，他越是把别人的话当成屁。
很快，高安衙门里有个铁面无私的刘伯温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其实，刘伯温初入官场，仅凭一腔热血做事，处处受到其他人的不待见，此时的他心智并未完全成熟，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几年后，他回想在高安的岁月时悲痛地说：“世路如何？险恶实多。
昨夜灯前相笑语，岂意今朝化为虎。”
他初到高安，虽然官职卑微，但毕竟是个小官。
是官，自然就有人对他献媚，自然就有人拍他马屁。
平时，大家坐在一起，张三哥、李四哥、王二麻子哥的互相恭维，刘伯温也认为这些人不错，但一提出要办几件老百姓赞赏的事或者是提高工作效率时，刘伯温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大堆乱麻似的借口、托词和障碍之中，最后他所有的计划都变成了一种十足天真的幻想。
对于别人的消极抵抗，刘伯温还算能忍受，毕竟这是一种抵抗，而不是对他的进攻。
可有时候，刘伯温发现官场中的同僚都长了一张狗脸，说翻就翻。
天长日久，刘伯温探析出这些人翻脸都发生在他要凭良知做事的时候。
刘伯温在他的《行路难》中对这种吊诡的人际关系的评价是：政治场和官场中的友谊是绝对靠不住的，因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
所以难知心，不仅仅是因为心在体内，使人看不到，还因为它随时在变化。
你不是看不到一个人的心，而是看不到心的变化。
西汉武帝时代的窦婴和田蚡都推崇儒术，并且受到窦太后的贬斥，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应该心心相印才对，两人开始时的确心心相印，田蚡就经常跑到窦婴家里蹭吃蹭喝，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报答窦婴对他的照顾。
可后来他掌了大权，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居然把窦婴活活害死了。
但此时的刘伯温有情绪是真，可仍然像个初生牛犊一样，在现实中不惧任何人。
他向来是个孤傲到骨子里的人，做事仅凭自己的良知和良知指引下的信念。
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他不缺朋友，没有理解就没有理解，我心理解我就是了。
圣人不是说，天地万物和我心是一体的吗？我心既然能理解我，那天地万物就能理解我，宇宙就能理解我，几个如尘埃的小人是否理解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对良心的坚守，使刘伯温获得了正直的美名，同时也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胖墩子达鲁花赤从来没有找过他的麻烦。
这让刘伯温从乌云中看到阳光，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人间自有正气在，凭良心为民办事，就得了他们的心，得了他们的心，就得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天下。
其实，他涉世未深，根本不知道得民心者，不可能得天下。
因为专制时代，是得“上”
心者得高位。
专制国家的官不是百姓选出来的，而是被当权者任命的，想要保住官位，不必和百姓套近乎，只要像小老婆一样伺候好长官就稳居其位了。
唐朝武则天的宠臣兼“小老婆”
张昌宗有句名言：“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高高在上时，成千的人想推倒我，我就是不倒；失败失势时，上万的人想扶起我，我就是起不来。”
这句话的本质就是说：当领导宠幸我的时候，就算天下百姓都骂我、正直的大臣冒死检举我，啥用都没有，我就是不倒；而当领导讨厌我了，就算天下百姓都表扬我、正直的大臣都冒死推举我，啥用都没有，我还是做不了大官。
刘伯温的直属领导、高安县县长老爷看着孤傲的刘伯温，说：“你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但你看我现在，还不是混吃等死。
儒家总教我们要在官场中修行，官场越是乌烟瘴气，就越认为是修行的最好场所。
这就如同去泥塘里洗脚、酱缸里洗菜，岂不是越洗越糟糕？”
刘伯温说：“理学的精神领袖周敦颐说过，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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