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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珍的革命对后来的职业革命者诸如陈友谅、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的人往往不能取得胜利果实，倒霉的还提前送命。
秦末的陈胜、西汉末的黄巾军、隋末的李密、唐末的黄巢，这些人给后来者做榜样的同时也做了炮灰。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早起的鸟儿有时候会被枪打。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正是给革命者最神圣而真诚的忠告。
刘伯温对革命者没有忠告，有的只是痛心疾首和满腔的憎恶。
而且他也断定，方国珍投降只是缓兵之计。
果然，1350年年末，被元政府养了一年的红光满面的方国珍突然发动二次革命，攻击温州城，攻击未遂后，又跑进了茫茫大海。
据后来官方报告指出，方国珍之所以发动二次革命，仅仅是因为当官后总受到元朝正式公务员的敲诈勒索与鄙视。
我们从《水浒传》中就能得到这样的信息：方国珍这样半路出家的公务员虽然官职不错，待遇也不错，但在同僚眼中，他们永远都是贼，而且不能转正。
因为他们是贼，所以在正式公务员的印象中，他们应该都很有钱。
方国珍逼着元政府招安，是想敲诈别人，想不到被别人敲诈，心头一火，就又革命了。
不过据小道消息说，方国珍这种人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他注定只能当贼。
无论是哪种说法，总之，方国珍又乘船出海当起了革命家。
两年的时间，方国珍的实力已今非昔比。
当他对温州发动决定性总攻时，人数已数万。
第二年正月，元王朝中央政府命江浙行省左丞相孛罗帖木儿担任剿匪司令，去征讨方国珍。
孛罗帖木儿也是个旱鸭子，所以征集有海上作战经验的能人异士随军。
刘伯温当时想应聘，但被他的好朋友高则诚拦住了。
高则诚的理由是：“论参谋，特别是在水里的参谋，我比你强。
所以，我去。
你准备好酒菜，我凯旋后，咱们喝点。”
刘伯温大吃一惊，因为高则诚只是读过几本兵书，而且，高则诚是去当参谋，刘伯温从来没听说过，参谋还有水陆之分。
刘伯温大吃一惊的理由还有，高则诚向来对革命抱以同情态度，现在却要去打击革命，这是知行不一啊。
高则诚的解释是：“任何人谈革命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打扰我的生活。
你打扰了我的生活，我就反革命。”
刘伯温对这位好友短时间内的变化感到吃惊，不过他心里还是佩服高则诚的勇气。
于是，他写了《从军诗五首》为高则诚壮行，预祝他凯旋，当然更预祝的是，政府军能彻底剿灭方国珍，凯旋。
但刘伯温大失所望。
1351年农历六月，孛罗帖木儿和方国珍在松门附近的大闾洋短兵相接，结果，孛罗帖木儿的部队还未展开队形便不战而溃，孛罗帖木儿本人被活捉。
高则诚在当时早已不知去向，据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拿出了无数战略，可孛罗帖木儿那个糨糊脑袋就是不听。
孛罗帖木儿被活捉后，方国珍故伎重演，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地描述自己生活的艰辛。
并且说，政府只要给他个比从前大一点的官职做，他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孛罗帖木儿被方国珍那副疾来的眼泪感动，同意方国珍的要求，回到杭州后，连夜写了方国珍二次重新做人的心愿。
大都方面很快就给出指示：同意他重新做人，给他官职，大一点的。
如果说，元政府第一次和方国珍较量，是因为不熟悉海上战争而失败，情有可原，但第二次，却失败在陆地上，而且是不战而溃，这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
这正是刘伯温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样，他没有怀疑到这是政治腐败的问题，而是认为问题完全出在军队和地方官身上。
他在杭州的寓所中愁肠百结，一股“朽木不可雕”
的愤慨从肺部向上走，在喉咙里驻足，刘伯温想破口大骂，但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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