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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中的“断裂”
——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
在对世界范围内文明起源问题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张光直先生把文明起源的中国型态概括为“连续性”
的型态，指出其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张光直1990）。
我们认为，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连续”
演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断裂”
。
指出这一点对准确把握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至关重要。
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方法之一是由已知的文明实体往上推，从其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的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的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
中国学术界上一个世纪的探索，正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径。
中国考古学诞生伊始，殷墟的发现和大规模发掘就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
如果说在20世纪的上半叶，学术界对于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认识还仅限于属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的话，那么50年代早于安阳殷墟的商文化二里岗期遗存和郑州商城的发现，则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随后，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契机，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得以确认。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以及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等。
依据上述考古发现，学术界大体上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即：二里头文化属青铜时代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产生了国家；二里头遗址则应是一处早期王朝的都城遗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1979）。
从二里头宫殿建筑、墓葬制度、青铜礼器铸造等文化要素及其所显现出的社会发展上的成熟性，学术界意识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在二里头文化之前还应有一个起源甚至早期发展的过程。
在最近的20余年里，随着仰韶和龙山时代一系列重要遗存的发现，这一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又成为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重要对象。
对仰韶与龙山时代这些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究竟处于何种社会发展阶段，学术界还有颇多争议。
如认为属前国家社会阶段、酋邦时代、古国时代、早（初）期国家阶段等，莫衷一是。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探究，我们不一定要给国家的形成划一绝对的上限，也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概念。
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是一个过程，上述诸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应都处于文明化或曰国家化的进程之中（严文明1999）。
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已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共识。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六大区系分布
依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上述诸考古学文化兴盛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及其存灭时间作一大体的概括和比较。
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 红山文化晚期：约距今5800～4900年（杨虎1994）。
发现有大型祭祀建筑群址、大型积石冢群及随葬精美玉器的大墓等。
黄河上游 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地湾类型：约距今5500～4900年（郎树德1983）。
发现有大型中心聚落、大型殿堂式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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