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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上的中断或可称为“文明的断裂”
。
由此可知，二里头文化及其后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文明，与仰韶和龙山时代的上述诸文化共同体之间，并不存在直线的连续演进关系。
不能否认，正是这些文化共同体的相互作用与刺激，导致高度发达的三代文明的崛起（张光直1989，严文明1987）。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些文化共同体在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若干文明要素为中原三代文明所吸收，它们的贡献在于为中原王朝文明的诞生提供了一定的养分。
这种贡献从总体上看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
在中原周边地区仰韶和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最先走向衰亡的，先后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这三支考古学文化所处地理环境不同，赖以生存的农业类型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内涵也不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即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都占有着极为突出的地位。
从红山文化所谓的“女神庙”
、大型祭坛、积石冢群，到良渚文化大型礼仪性台基址、人工“坟山”
、葬玉大墓，到石家河遗址数以千计、万计的陶塑动物、人像和红陶杯等，大量宗教遗存的存在，构成了这几支考古学文化最富特色的文化内涵。
其宗教信仰似乎带有浓厚的原始巫术的色彩；而近乎泛滥的、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的宗教遗迹和遗物，并不能代表文明发展的高度。
有学者在讨论良渚文化的衰落原因时指出，“峰值期的良渚社会是一个宗教色彩极其浓重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被笼罩在厚重而偏激的宗教气氛里，为此，社会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而这些付出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显然不会有任何正面效应。”
（赵辉1999）其实，这一分析也同样适用于红山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
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决定了这些文化从诞生之初，就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
正如上引对良渚文化的分析那样，这些文化的衰亡原因，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也决定了它们对来自外部的冲击难以做出有效的反应。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史前文化或初期文明的衰亡，与其说是因其历史进程被阻断而“夭折”
，不如说它们是在严酷的社会竞争或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其衰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
良渚反山玉琮“神徽”
（左上）、玉琮（左下）
良渚文化贵族墓的“玉殓葬”
（右）
将这类考古学文化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乃至三代文明做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些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之间在社会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差异。
例如，与良渚文化大墓中宗教遗物数量多、比例大、地位突出的现象不同，中原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墓，直至商周时期贵族墓葬的随葬制度更多地表现的是世俗权力的集中和财富的占有，而较少带有神权色彩（赵辉1999）。
从重世俗功利的祖先崇拜观念及其所强调的宗法等级秩序出发，中原文明逐渐形成了以宫庙和礼器为物化形式的礼乐制度。
祖先崇拜及由其衍生出的礼乐制度，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徐良高1999）。
这一思想信仰和礼乐制度，真正继承自良渚文化等宗教发达的考古学文化的，似乎只限于礼器中的个别器种，而二者根本的宗教思想体系则大相径庭。
总之，这些先行文化的兴衰，势必给三代文明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原王朝文明从中所汲取到的养分，除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诸多要素外，还应当包括关涉一个文化共同体兴衰存亡的政治宗教结构上的借鉴。
中原王朝文明对它们的文化因素进行扬弃，才使自身的文明得以延续和光大。
如前所述，在中原周边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中，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不同的是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
这一文化系统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上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原同期文化的发展水平。
即使在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进入低谷的若干阶段，它也几乎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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