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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华2014）。
关于“铜石并用时代”
和“红铜时代”
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家有自己的界定：“过去一般认为，铜石并用时代是已发明和使用红铜器但还不知道制造青铜器的时代，所以有时也称作红铜时代。
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有些绝对化了。
不错，有些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中只有红铜器而没有青铜……另一些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则有青铜……中国不但在龙山时代有青铜和黄铜，就是仰韶时代也有青铜和黄铜，这当然与所用原料的成分有关，不能因为有这样一些情况而模糊了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以至于否认中国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
（严文明1984）与此类似的表述是，“无论哪种意见所述铜石并用时代，都不能把它等同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
即使是目前发现红铜器较多的齐家文化，也并不能纳入单纯的红铜时代。
中国早期没有形成一个红铜时代，走了不同于亚欧其他国家的冶铜发展道路。”
（任式楠2003）
鉴于上述，东亚大陆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如果存在，是否能早到公元前3500——前2500年这个时期？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关于“原始铜合金”
遗存的发现
在东亚大陆早期铜器及冶铜遗存的发现中，较早的几例尤为引人注目。
这里试综合学术界的发现与研究成果略作分析。
陕西临潼姜寨黄铜片、黄铜管状物，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700年。
陕西渭南北刘黄铜笄，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
“原始铜合金”
概念的引入，可以较好地解释这类早期用铜遗存：“从矿石中带来的杂质，其存在标志着冶炼红铜的失败与早期冶铜技术的不成熟。
含有这些杂质的铜与后来人类有意识进行人工合金而得到的各种铜合金，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并不能因为这些铜中含有锡或铅，就称之为青铜，更不能认为它们同于后世的人工有意识制造出来的铜合金。
为了使二者有所区别，把这种早期的、偶然得到的、含有其他元素的铜叫作‘原始铜合金’比较合适。”
因而，“姜寨的‘黄铜’片的出现，既是可能的，又是偶然的，应该是选矿不纯的产物。
虽然这是一件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铜锌合金’，但它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冶炼黄铜的技术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应属于原始铜合金。”
（滕铭予1989）如此获取的原始铜合金偶然性大且不能量产，在各地皆昙花一现，与后来的青铜冶铸有大时段的冶金史空白。
仰韶文化的黄铜、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详后）含渣量均很高，表明当时还没有提纯概念。
山西榆次源涡镇陶片上红铜炼渣（安志敏1981），属仰韶文化晚期晋中地方类型（严文明1984），约公元前3000年。
东乡林家青铜刀
临潼姜寨黄铜片、黄铜管
东乡林家青铜刀，锡青铜，单范法铸造，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晚期，推断为公元前2900——前2700年（任式楠2003）。
这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该遗址的灰坑中另出有铜渣，应“是铜铁共生矿冶炼不完全的冶金遗物”
，“可认为中国在冶炼红铜、青铜之前，存在着利用共生矿冶铜技术的探索实践阶段”
（孙淑云等1997）。
严文明指出，“现知在甘肃有丰富的铜矿，有些矿石中偶尔也会含有少量锡石即氧化锡，用木炭加温即可还原。
所以林家青铜刀子的出现，可能与当地矿产资源的条件有关，不一定是有意识地冶炼青铜合金的结果。”
而“回顾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往往有一些极重要的发明开始带有偶然性质，如果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就会很快推广和不断发展；如果一时并不急需，就将长期停滞甚至中断而失传，等到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后才重新发展起来。
人类用铜的历史也有类似的情况”
（严文明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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