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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耀鹏等2009）从白陶盉的形态上看，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晚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50年前后）相当，可知这类墓葬的年代不早于此。
这与最新估定的齐家文化的年代框架大致吻合：“暂时可以将齐家文化的年代上限定在公元前3千纪末叶，年代下限则相当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公元前2100——前1450年应当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年代范围。”
（陈小三2012）可知齐家文化青铜器的存在年代上限相当于（或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起始年代，下限则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
五、关于东亚大陆青铜时代肇始的问题
青铜时代是“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石兴邦1986）。
一个共识是，“青铜时代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偶然地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不能认定为青铜时代。”
（蒋晓春2010）
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肇始时间，则众说纷纭。
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或龙山时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李先登1984，陈戈等1990）。
因用铜遗存仅有零星的发现，并不符合上述青铜时代的特点，故可以不考虑其可能性。
1980年代以降，一般把成批出土青铜礼容器、兵器、工具、饰物等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
由于1980年代当时二里头文化碳素测年的数据落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所以一般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
（张光直1983，严文明1984，石兴邦1986）
嗣后，有研究者将西北地区的早期用铜遗存纳入青铜时代，认为存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两大独立起源地，但在绝对年代上，仍认为二者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白云翔2002）。
据最近的研究，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当数新疆地区，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次为甘肃、青海和陕西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主要包括四坝文化和晚期齐家文化；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北方地区出现了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此同时或稍晚，在中原地区诞生了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通过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还传播至黄河下游的岳石文化等当中。
这清晰地勾勒出早期青铜文化流播的主方向是自西向东（韩建业2008、2012B）。
由对东亚大陆各地用铜遗存最新年代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认为对上文提及的四坝文化、晚期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用铜遗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河西走廊张掖西城驿冶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串联起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用铜遗存的最新信息。
西城驿遗址“一期为马厂晚期遗存，年代为距今4100～4000年；二期文化因素较为复杂，年代为距今4000～3700年……三期为四坝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3700～3600年”
，“西城驿遗址一期与酒泉照壁滩遗址、高苜蓿地接近，二期与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接近，三期与民乐东灰山、玉门火烧沟遗址年代接近。
干骨崖略晚于西城驿遗址三期”
（陈国科等2015）。
所谓“文化因素较为复杂”
的二期遗存，被称为“过渡类型”
或西城驿文化（李水城2014，陈国科等2014）。
“‘过渡类型’遗存是进入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和马厂类型融合后所产生的一支新的文化遗存”
，“在河西走廊的中西部……齐家文化的陶器多与‘过渡类型’的陶器共存”
（王辉2012）。
这就把叠压于这类遗存之上、原定为公元前2000——前1500年的四坝文化遗存的年代，下压到了公元前1700——前1600年。
而与齐家文化前期大体共时的西城驿二期铜器的材质还是以红铜为主；到了属于四坝文化的西城驿三期则以合金为主，合金中砷青铜为多（陈国科等2015）。
要之，以四坝文化为代表的河西走廊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河湟与陇东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以齐家坪、秦魏家为代表，相当于张忠培所分第三期7、8段）与其大体同时。
关于齐家文化晚期的用铜遗存，张忠培指出，“由于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红铜制品，和有时仍采用冷锻技术制作青铜器，故即使把这时期归入青铜时代，也只能是这时代的伊始阶段。”
（张忠培1987）这一观点目前看来也是中肯的。
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的第三、四段遗存中出土若干锥、针等小件铜器。
其中第四段的测定年代为距今3685～3515年，相当于“夏代的晚期阶段”
；第三段的出土器物“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出土的部分同类期都颇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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