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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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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而礼制的核心是等级制度。
礼制的有无及其完善程度是社会复杂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与体现氏族成员平等观念的原始习俗有本质区别的是，植根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宗法等级制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礼乐制度，所体现的是特权和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
礼制即等级名分制度，用以确定上下、尊卑、亲疏、长幼之间的隶属服从关系。
举行祭祀、朝聘、宴飨等政治性、宗教性活动的建筑物及使用的礼器，是礼制的物化形式，它们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用以“明贵贱，辨等列”
（《左传·成公二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
我们从考古学上探讨礼制的起源，即主要由礼仪建筑遗存和礼器入手，也即从反映人们社会地位差异的相关遗迹遗物出发，揭示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的问世，学术界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文明具有鲜明的特色，其精髓在于礼乐制度。
在10余年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中，已有学者指出“礼乐制度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可谓形影相随。
应承认它是中国文明固有的特点之一”
，“应该把礼乐制度的形成视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项标志”
，而“礼制形成于龙山时代”
（高炜1989）。
龙山时代，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左右（严文明先生将龙山时代界定于公元前2600——前2000年。
后来，其主张将庙底沟二期文化及各区域与其大体同时的诸考古学文化“划归龙山时代的早期”
，准此，龙山时代的上限就可上溯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严文明1981、1993）。
考古材料表明，进入龙山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若干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分层已较显著，贫富分化加剧，在聚落形态、建筑规格与品类以及遗物上都有一些令人瞩目的现象出现。
这一大的历史时期上承仰韶时代，下接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三代青铜文化，是以礼乐制度为显著特征的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键时期，因而成为探索中国古代礼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对象。
龙山时代之前的仰韶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苏秉琦1994B）。
伴随着这一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出现，某些遗迹遗物或可看作礼仪建筑或礼器的萌芽和前身。
但总体上看，这些考古学现象与礼制的形成之间尚有相当的距离。
经对与礼制有关的遗存做初步的梳理，我们认为，礼制遗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礼器作为社会地位和等级的标志物，其出现应与社会分层大体同时，指那些开始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了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器物，它诞生于真正意义上的礼制出现之前，存在于广大地域内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中。
狭义的礼器则是指与三代礼器群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作为华夏礼乐制度的物化形式的器物。
礼仪建筑也大体可做这样的划分，只是它较之礼器更难以辨识。
广义与狭义两种礼制遗存可能还具有进一步的分类学意义，它们似乎代表着以礼乐为分野的两大文化系统。
三代礼乐文明的多源性并不意味着它是主次不分的“杂拌”
，由物质遗存把握其所具有的精神与制度层面的特质，应是我们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也是解明相关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礼制起源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不倾向于作一般进化论式的单线追溯。
就目前的发现看，狭义的礼制遗存仅见于龙山时代少数几个考古学文化，我们可以据此对三代礼乐文明的主源作深入的探究。
应当承认的是，从考古学材料探究礼制的起源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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