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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
早期中国，由此起步。
那么，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吗？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匹黑马。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
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
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以青铜为主的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
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
，即使用权。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
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
而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三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
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
钺作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
的刑具。
甲骨文金文中“王”
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在最初应指代秉持斧钺之人即有军事统率权的首领，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
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
的又一个重要象征。
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早期王朝的礼器群中，爵、钺等器种持续兴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个中原因，颇具深意。
二里头青铜礼酒器：爵（左上）、盉（左下）、斝（右下）
二里头青铜礼兵器：钺（右上）
另一个可资观察的角度是都邑的城郭形态。
这一问题上的权威观点是，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不存在没有城墙的都城。
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笔者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
在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城前近2000年的时间里，庞大的都邑不设防，有宫城而无外郭城，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
，在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洛邑、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等一系列都邑中有清晰的显现。
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
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关联。
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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