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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文明”
的概念，是否也到了更晚的时期才开始出现？如此种种，都需进一步探讨。
而从地理上看，仰韶文化分布的区域既超出了中原地区，中原腹心地区也不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仰韶文化时期并没有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态势（见本书《“新中原中心论”
的学术史解析》）。
此后，赵辉调整了自己关于中原文化区形成的推论。
他指出，“仰韶文化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
，公元前2500——前2000年，“中原地区在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之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上述‘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赵辉2006）。
可知，他把中原中心形成的时间由公元前3000——前2500年又下移到了此后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
但既有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晚期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一种“邦国林立”
的局面。
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发生。
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也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迹象；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里，也即在夏王朝前期，中原地区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战乱频仍，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见本书《“新中原中心论”
的学术史解析》）。
与此大致同时，活跃于东亚大陆各地、异彩纷呈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甚至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些人群共同体和后来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间，有一个“连续”
中的“断裂”
（见本书《“连续”
中的“断裂”
——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
这种断裂究竟是出于天灾还是人祸，原因想必多种多样，学术界还在探索之中。
三、中原中心形成于二里头时代
上述“断裂”
涉及诸多变化，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明晰起来。
张弛即指出：“其中最为重大者有三：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的衰落，二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三是青铜时代全球化开始形成。
这三个‘事件’应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历史，使得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可以一并作为划时代的历史阶段。”
他进一步解释，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的文化核心区域一直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这些核心地带中唯一没有衰落的区域只有嵩山以北的郑洛地区和晋南地区，也即中原腹心地区。
几乎就在同时，燕辽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这一半月形地带逐渐兴盛（童恩正1986），彻底改变了新石器时代的传统文化格局，“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期至四期），传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中仅剩下洛阳盆地一块唯一持续发展的地方，更像是一处文化孤岛……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核心区史上最黑暗的时段”
（张弛2017）。
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的视角下，他指出，如果没有欧亚大陆青铜时代“全球化”
带来的半月形地带的兴起，或没有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的衰落，就不会有夏商周三代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
那么，二里头遗址和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这一“文化孤岛”
，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和特质，又放射出怎样的辉光，从而开启中原青铜时代和王朝文明的新纪元，就颇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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