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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都的恒与变——以早期城郭布局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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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叶，在探索中国国家起源的路径和商周国家形态的过程中，一些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模式，提出殷商、西周乃至春秋为“都市国家”
（即中国学界的“城市国家”
）的学说。
如侯外庐认为中国“城市国家”
的起源可追溯到殷商，而“西周时代……产生了大规模的封国运动，从东营洛邑以至春秋初年所谓‘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可以说是城市国家筑城建国的一串历史”
（侯外庐1943）。
宫崎市定则认为氏族社会——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帝国是世界古代史普遍的发展阶段，在比较了古代希腊、罗马城市形态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城市国家阶段相当于殷周到春秋时期，其“无邑不城”
的聚落形态甚至延续到汉代：“我认为像亭这样的小聚落，其周围也都筑有城郭，之所以这样认为，是中国上古时期人民居住在城郭之内是基本原则，是他们生活的习性。”
（宫崎市定1957）
的确，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不绝于书；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墙也不鲜见。
至于湮没于地下、经发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
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古以后帝国都城最鲜明的物化表征。
所以不惟公众，即便学术界，一般也是把“无邑不城”
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的：“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刘庆柱2006）；“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
（刘庆柱2009）。
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穿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其鲜明的阶段性。
历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取得的大体共识是，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与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宿白1978）和曹魏时期的都城——邺城（徐光冀1993）。
再往前，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
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本文所言中国古都的早期阶段，限定于二里头时代至汉代，约公元前1750——公元190年）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是单线平缓“进化”
，还是有重大“变异”
和波动？城郭齐备的状态是主流吗？其背后的动因又如何？如此种种，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二、早期：二里头至东汉时代
通过对都城遗址考古材料的梳理，笔者认为“大都无城”
——主要都邑外围不设防（无外郭城）——是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的主流形态，以下即分阶段对此加以分析。
（一）二里头至西周时代：“大都无城”
是主流
约公元前1700年前后，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先后衰落，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出现于中原腹地的洛阳盆地。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许宏2014A）。
至少自二里头文化二期始，二里头都邑的规模已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在其中心区先后出现了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纵横交错的城市主干道等重要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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