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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
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
，“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
（唐际根1998）。
鉴于此，李伯谦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李伯谦1990A），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
。
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
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
（李伯谦1998）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区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
（孙华2003）他的这一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
研究还将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
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一）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
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
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
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许宏2011）。
预计从“聚落本位”
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
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
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
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童恩正1986）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
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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