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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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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分界研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是现代考古学参与古史重建后的一个命题。
这一课题试图从考古学遗存中辨析出文献所载国史上最早的两个王朝的更替，即从对夏、商文化分界的探究入手，最终确认夏、商王朝分界。
它成为数十年来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研究热点。
一
由已知推未知的探索
通观20世纪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是由已知的文明实体往上推，从其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的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的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
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王朝的确认为中心，即便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后也是如此。
20世纪初叶，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进行释读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王国维1959）。
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
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的李济于1926年赴山西南部考察，其中就包括“关于舜帝和夏代的一些古老传说都集中”
的中条山一带，以及夏县——“传说的夏朝王都”
，在那里寻访了“夏后氏陵”
。
随后又有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
位于晋南的夏县，是保留尧、舜、禹和夏王朝传说较多的地方，西阴村的西南即是安邑“禹王城”
的传说地。
循着文献提供的线索寻找夏王朝的遗迹，是李济在晋南考察与发掘的动机之一。
其后，就曾有学者把其发现的含有彩陶的仰韶文化看作夏王朝的文化（徐中舒1931，丁山1935，翦伯赞1947）。
1930年代晚于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被发现后，又有学者推测龙山文化属夏朝遗迹（范文澜1955，吴恩裕1956）。
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
至19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近同的二里岗文化和郑州商城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岗期。
早于殷墟的商文化的确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1959年，徐旭生等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可能的“夏墟”
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以此为契机，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又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这一文化在年代上晚于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岗文化。
截至近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以及官营作坊区等。
依据上述考古发现，学术界大体上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即：二里头文化是早期国家或王国的遗存；二里头遗址则应是一处早期王朝都城的遗墟。
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结束西阴村的发掘，坐马车返程途中（左）
1929年，李济主持殷墟第三次发掘，在现场手持一块彩陶（右）
这一探索历程给我们的启示是，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并非全属无稽之谈；经过系统梳理考证的文献，可以作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益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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