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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遗存认知推定的学史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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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关于考古学上“夏文化”
的讨论探索如火如荼，相关认识莫衷一是。
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考古学领域“夏文化”
探索的经纬稍作梳理，以期有助于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进行。
仅大致按成果公布的早晚，从信念史、概念史、推定史和称呼史四个角度展开回顾。
一、信念史
真正将地下出土文字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进行整合研究的，首推王国维先生。
1917年，王国维在其著名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对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进行释读研究，初步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王国维1959）。
在1925年成书的《古史新证》中，他又将两文的观点系统化，撰成《殷之先公先王》一章，详细考订了殷商先公先王的世系以及商先王的世数。
在成功释读甲骨文，证明商王世系的基本可靠之后，王国维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道：“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王国维1994）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在考古学上进行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的前提之所在。
王国维著《观堂集林》（1923）
此后，类似表述习见于民国时期以来学者的著述中。
如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一书中推论道：“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
（傅斯年2006）郭沫若也断言：“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
（郭沫若1982）徐旭生1950年代主持对传说中“夏墟”
的考古调查，也是出于如此信念：“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
近十年来虽说一部分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
（徐旭生1959）李学勤则认为：“根据周代文献和铜鼎题铭，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存在，殷代祀商先王或自上甲，或自大乙，也暗示着大乙（汤）代夏之事。”
（李学勤1958）
这种乐观态度一直延续下来，充溢于20世纪后半叶的各种讨论中，且更多地寄望于新的考古发现来落实。
类似观点颇具代表性：“自从安阳殷墟发掘以来，商殷的历史不但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而且得到了很大的丰富，从而使人们相信夏代的历史也完全有可能通过考古工作取得同样的成果。
解放以后，河南郑州等地商殷早期文化的发现，更加坚定了考古工作者对于探求夏文化和追溯商文化起源的信心”
，“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
1970年代末至8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4B）。
进入这一阶段，整个学科对解决仅凭文献史学不能确证的夏文化及夏商分界问题更是充满自信，这也反映在当时的论述中：“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1979）“1983年新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肯定其为汤都西亳似无可疑。
早商都城遗址的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夏文化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取得大家公认的正确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4A）“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现和讨论的进一步深入，相信这个课题必将获得圆满的答案。”
（殷玮璋1984）这种对夏文化探索的信心与共识，显然已偏离了殷墟晚商王朝得以确认的根本前提，即地下文字材料与古典文献的互证（见本书《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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