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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考古学家各自以所在区域的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对于本区域文化遗存的年代，也有尽可能上推其出现时间、夸大其存在意义的倾向。
与此相关的是，如前所述，三星堆遗址上曾经存在的三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起伏兴衰的过程，但在有些学者的口中，三星堆文化的概念被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强调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的文化遗存都很丰富，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甚至“是中国唯一延续了两千年的先秦古都城遗址”
，“即使放眼世界范围来看，也可能都是很罕见的”
。
这就有点“放卫星”
的感觉了。
这样的情感投入，是我们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应该自警自惕的。
建构认同与求真逐理，一直是致力于学术上寻根问祖的本土学者和文化人需要严肃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器物坑与青铜时代
上面我们说到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和早期遗存，而据现有材料看，那时的三星堆文化除了具有外来因素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铜牌饰，青铜器物乏善可陈。
所以我们说那时的二里头文化已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但三星堆文化早期吸收的只是些皮毛，二里头文化高精尖的青铜冶铸技术还没有被引进，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化早期还没有进入青铜时代，也即，青铜用品在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还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三星堆文化的几个器物坑出现之前，成都平原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这是我们学界没有交代清楚而公众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
具体说来，公众往往把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和三星堆文化晚期才突然出现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混为一谈。
即便是著名大报，在日前报道三星堆器物坑的最新发现时，还在说“这些祭祀坑的年代，被确定为公元前4000年至3200年之间”
。
这显然是不对的。
首先是记者误将“距今”
的年代写成了“公元前”
，但如上文我们订正的那样，即便是距今4000年，那也是三星堆文化的上限，而且是按照某些学者的提法，坚持不用二里头文化最新的测年数据来限定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属于旧说；即便是写距今3600年，那也是目前对三星堆文化上限的最新认识，而不是器物坑的年代。
器物坑的年代，要晚到距今3200～30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墟时代或略晚。
可见相关年代问题认识和传播上的混乱程度。
朋友们想必已经注意到了我在上文中用的是“器物坑”
一词，而媒体和最早的考古发掘报告用的是“祭祀坑”
。
目前，关于这几个器物坑的性质学界还在讨论中，这些坑用于祭祀只是可能性之一，即便与祭祀有关，这些坑也不一定是第一现场，而可能是祭祀仪式后的埋藏坑。
所以，我们在提法上持审慎的态度，暂时称其为“器物坑”
，显然，这是偏于平易和相对客观的一种提法。
三星堆遗址出土铜尊（左）、金面罩人头像（中）、纵目面具（右）
1986年7——8月间，在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个器物坑被偶然发现，一时震惊学界和公众。
关于这两个器物坑的年代，各类推断意见层出不穷，最早的意见是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约距今3300年），中间经殷墟后期、殷末周初到西周后期，最晚的意见是相当于春秋中期（约距今2600年），前后相差700余年。
但绝大部分学者还是同意虽然这两个器物坑的年代略有早晚，但都在殷墟文化早期和晚期的范畴内。
最新发现的器物坑内含碳标本的测年，可晚到殷末周初的距今3100年前后。
这几个器物坑里的青铜神像、人像、神树、容器和各类金、玉等祭祀用器以及象牙等遗物，应该都是出自“神庙”
类的祭祀场所，最新发现的一座坑中就出土了被烧毁的建筑残块。
通过钻探和发掘，可知这八个坑附近，是先用烧坏了的建筑垃圾——红烧土夯垫了一层，平整出了一个场地，然后再在上面挖坑，埋下这些器物的，但具体的祭祀程序和祭祀内容等则无确切把握。
三星堆遗址1号坑（1986）、2号坑（1986）、3号坑（2021）（从左至右）
三星堆与金沙关系之谜
上面说到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属于三星堆文化早期，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而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只是到了这个阶段，几个器物坑代表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才正式问世，且非常突兀，它与仅接受了二里头文化些微影响的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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